文献是文学研究的基础，王世贞散佚文献整理与研究
作者：詹福瑞（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学院教授）随着现代学科体系的完善，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日益独立。虽然一是对文学理论和文学现象的研究，二是对文学的整理和探索，但我一直强调文学是文学研究的基础，甚至对文学的把握也决定了文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研究。没有文学的支撑，文学研究终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王世祯遗失文献整理与研究》贾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目前文学最受追捧的就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比如以前需要我们手翻的《四库全书》，现在可以在系统中通过关键词进行搜索。珍稀古籍还可以通过OCR文字识别技术快速转换成我们需要的WORD、TEXT等格式，并且这些技术将会随着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这无疑对我们的研究有帮助。
但我们也必须反思，现代技术对文献的检索是基于已知文献，其范围是界定的。例如，搜索李白的诗词时，通常会在李白的各种诗集中进行搜索。然而，古人的作品有时并不完全等同于馆藏的内容。有些作品没有被收录，所以我们可能仍然看不到它们，因为它们已经丢失了。例如，詹荣先生认为，由于安史之乱等原因，李白的作品大量散失，李白创作的作品一定比现存的作品更大。此外，目前的OCR文字识别技术也存在缺陷。准确率无法达到100%。部分内容识别后出现乱码或空格。
因此，文献的发现和应用不能仅限于现有文献，也不能完全依赖现代技术。相反，我们必须有自我创新的态度。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最近出版的《王士祯遗失文献整理与研究》一书中，我认为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当前文献发现和应用的问题。
《王士祯遗失文献整理与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的最终成果。作者贾飞刚拿到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是有点担心的。我不知道丢失的文件数量是否足够，也不知道丢失的文件的价值。因为王士祯生前曾集中整理《延州山人四篇》、《延州山人续》和《延山堂别集》，先后出版了《四篇》和《同人集》，虽然《续》是后人出版，但毕竟是王士祯编撰的，所以不太可能发生大的改动。幸运的是，贾飞通过往返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等收藏单位查找文献。他还利用网络查找故宫博物院、湖北博物院等地收藏的王世祯文献资料，关注王世祯文献。拍卖消息显示，最终获得散落的王士祯文献149件，其中《诗部手稿》、《续稿》等藏品中未发现的103件，其中诗词9篇，墨跋4篇，题记1篇，碑文3篇。章，书末45章，序言5篇，当代散文4篇，赞美诗15篇，着作17篇；修改后的原作涉及诗歌33首，散文13篇。虽然从体积上来说，王世祯的《诗部稿》有180卷，《续稿》则多达207卷。两本共收录诗近七千首，迄今收集到的散落、失传文献仅有百余篇。作为王士祯文集的组成部分，其价值不可低估，而且这些都独立于现有的王士祯文集数据库。
王士祯跋《嵇康养生论》（部分）现藏上海博物馆。
读完整本书，我有几个感受。
首先，失传文献内容丰富。在本书出版之前，没有学者专门收集过王士祯现有文集之外的资料，目前的研究也大多基于现有文献。王士祯在编撰文集时，对文章进行了选删。例如《一元衍衍》分为六卷、八卷、十二卷，内容也各有不同。加之王士祯后人的才学与王士祯不符，王士祯的一些文集保存得不好，导致一些作品散失。例如，王士奇在一家糖果店里发现了四册《读后》，其文字内容在《读后》中并没有找到。 《四稿》和《续稿》。可见，整理王世祯遗失文献的必要性。贾飞认可了这一点，也证实了这一点。从目前收集到的散失文献内容来看，内容十分丰富，对于王士祯的研究极具价值。内容涵盖王士祯的生平、文学思想、佛教观念。例如，通过翻阅《薛道祖杂卷》中的所有题跋，发现王士祯、黄积水、周天秋、彭年等人共同欣赏了这幅图，他们都有真实代表的题跋。王世祯与吴中文人雅士交谊之乐。但王世祯的许多编年史都没有提及此事。也许他们还没有看到大家的题跋的全貌。在所有的碑跋中，周天丘说：“嘉靖八月，丘与王元枚兄游西山，还船，向道祖示此卷。”文嘉甚至直言创作碑跋的原因：“嘉靖八月，袁枚遵巡检指示，作此碑跋。”可见，碑帖的撰写时间与后记此时正值嘉靖八月。当年，王士祯因父亲冤死而守孝。当年，他与彭被免职。年、黄积水、周天秋等人的友谊日渐深厚。这是王士祯与人玩耍时写下的。至于王世祯不同时期的身体疾病，例如，在失传的文字中，王世祯先后给于云写信：“我连日生疮，而后开始爬行，继而呻吟。” “毒，秋气一出，适宜口味时宜用白粥补充。香莲丸可能太烈了，可能不适合老年人吃。”从这句话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王士祯与于允文之间的深厚友谊，也可以感受到王士祯与于允文之间的深厚友谊。可以推测王世祯身体状况的变化。
其次，将零散的文件整理得井井有条。从书中所藏散失文献来看，涉及五言韵、七言绝句、笔记、碑刻、赞颂、书法等文体。这些诗文，贾飞在编集时，都效仿王士祯的风格。 ，使用集合中的流派名称对其进行分类。这既尊重了先贤，又避免了古今风格观念不同造成的混乱。比如，在《四篇稿》中，王士祯在“诗部”中列出了自己的“词”不足百首，但现在“词”已被视为与“诗”并列的一种文体。本书沿用了王士祯的文体观念，将其纳入“诗篇”。将收集到的歌词集体收录在“诗部”的失传作品中，是非常恰当的。
王士祯跋《柳公权《兰亭诗》》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第三，该书有创新之处，即单独设置了第四章，对王世祯的部分作品进行了收集和整理，同时对可辨认的赝品和尚无法辨认的可疑作品进行了区分。第一节是《诗》，第二节是《文部》的伪作，第三节是可疑作品，从而减少了这些伪作与王士祯原作的混淆。这样做是非常大胆的，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有些作品被一些著名艺术家认为是真迹，并在权威期刊上发表过。目前还没有完全确定的情况。质疑“公认”的真迹可能会带来后果。很多负面影响。例如，有一件名为“王世祯尺简”的私人收藏，其中有尺、拖鞋14件。古今许多名人都认为此幅作品是真迹，并据此对王士祯的诗词、书法等观念进行了评论。在写这本书之前，贾飞也向我提到过这件事。我告诉他，如果他很有把握，就可以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去讨论。贾飞后来对这些文献进行了仔细研究，发现文中提到的事情与王士祯的身世不符，有的地名只有清朝时期才有，有的官职只有清朝时期才有，而且有些标题和签名不符合王士祯的习惯用法。对其真伪进行了全面考证，最终得出结论：《王世祯尺简》是后人伪造的。这种谨慎的研究态度值得肯定。因此，第4章的设计是非常成功和有价值的。
此外，对丢失文件的合理解释也值得一谈。本书第二部分聚焦于失传文献中的核心观点，是基于文献的理论研究。可贵的是，贾飞并没有单方面夸大丢失文件的价值。而是根据遗失文献的篇幅和内容，结合王士祯现有的散文集和其他人的收藏，对遗失文献的核心思想进行归纳和提炼，然后进行全面的阐释。例如，在失传的文献《绿野堂集序》中，王士祯说“诗之道，本乎性情，尤以学术修养的深邃”，也就是说诗歌创作与性情密切相关。和学术修养。对于这一理论的阐释，本书从失传文献出发，结合王士祯早年参与文学修复运动和晚年追求宁静、自然的情况，全面论述了王士祯的“极端情感”理论，进而揭示他的早期和晚期2001年的文学思想的一致性，也与王士祯才华横溢并重的文学思想相吻合。本书也是首次研究王士祯的科举作品，探讨其科举作品与文学观念的内在联系。这在以往对王士祯的学术研究中并没有被学者所涉及。这更多是源于新材料。得到。此外，本书还大胆尝试一些新的研究内容。例如，第七章根据王士祯的身体状况来探讨他的写作心情，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研究。王士祯患有眼病、湿痛、风痰、流火、脾病等多种疾病，但他从未停止写作，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伴随着王士祯的人生轨迹，呈现出不同的心境。可见，不同时期发生的身体疾病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王士祯的文学创作，而文学创作治愈了作者的心灵，让他舒畅，进而促进了作者身体的康复。这一尝试值得推广，也可以应用于司马迁、李白、杜甫等众多作家的研究。
《王士祯失传文献整理研究》一书的出版提醒我们，不能仅仅依靠现代技术、拘泥于已知文献，而必须积极探索、寻求新文献。现存馆藏之外散落、失传的文献，是值得我们精心耕耘的沃土。
《光明日报》（2024年10月07日第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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