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看人物：刘邦与朱元璋，时代与英雄的关系探讨
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论坛”讲座谢谢各位同事、同学。今天我要讲的话题——看历史人物，或多或少弥补了我新出版的书《长河》中没有讨论到的一些问题。我一生都在研究文化史和社会史。我的作品里基本上没有皇帝、将军、英雄，只有普通人。那么我为什么要开始谈论历史人物呢？因为台湾有一批企业家，他们是领袖。他们经常和我谈论历史上的领袖，历史上的领袖就是皇帝、将军、大臣。从那时起，我慢慢地从讲领导延伸到讲组织、讲管理，最后归结为讲人物。这次我聚焦人物，看看是人创造了时代，还是时代创造了人？英雄与时代有何关系？今天我请了两位历史人物来谈谈这个问题：一个是刘邦，一个是朱元璋。
一、中国历史缺乏活的“传记”
在讲刘邦和朱元璋之前，我想先解释一下历史上“传”的重要问题。中国史学在世界上非常发达，很少有国家像我们这样拥有如此悠久、完整的史学体系。 《二十四史》分为纪、传、表、志四部分。志是专门的历史； Biao 是一种在表格中清楚地表达某事的方式；传记以历史人物为基础。事迹反映了一个时代的事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传记，它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到了现代，传记已经很少了，能读的好的传记就更少了。为什么？
中国史学中的传记早在《春秋》、《左传》中就可见到。他们在叙事中插入人物描写，特别是《左传》中的人物，写得传神，有的呼之欲出。 《左传》姊妹卷《国语》的作者，在床下似乎很听话，半夜里大家的谈话他都知道。然而，中国史学并没有形成独立的传记体裁。
《左传》与《春秋》密不可分。 《春秋》最注重对人物的褒贬，即评价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以及人物在中国道德标准和道德体系中的好坏。这种特定的功能给历史传记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也给中国文化增添了刻板印象。用今天的话来说，人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脸谱，就像京剧里的脸谱一样。看台上的脸谱，忠奸分明。关公是红脸，曹操是白脸，江谦是小脸，等等。褒贬使得《春秋》中的《谷梁传》和《公羊传》将许多原本不是褒贬的句子解释为褒贬，甚至发表令人心碎的言论。有人没有那个动机，但是《谷梁传》和《公羊传》给了它一个动机，然后根据这个动机来判断这个人在历史上做了什么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一句赞扬，赐他一枚勋章和荣耀；一句贬义，用包公的虎头铡刀或龙头铡刀抓住他，给他一刀。中国史学不仅以史为鉴，而且以史为鉴。在中国史学传统中，历史学家是永恒的法官，他们的判断可以永远流传。历史学家有做出判断的使命，而这种判断是基于个人主观性而做出的。
司马迁到来后，这种做法发生了一些变化。司马迁写《史记》不仅是写文化通史，也是写他当时的生活经历。 《史记》中有很多非常现实的人物和他们的性格，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优秀的人物描写。例如，项羽被垓下包围时，怒目而视，大喊：“人马皆惊，移行数里”。 。这显然是一种夸张的叙述。人可以倒退数里，马却绝对不能，只能倒下。然而司马迁写完之后，却活了过来。
另一方面，司马迁在写《史记》时，根据自己的判断，将人物归为一类。刺客是刺客，骑士是骑士，商人是商人，打得好的就是其中之一。一种传球就是一种打得不好的传球。做官也一样，有一种是跟风的官，有一种是残暴的官。这种分类方法称为传记或传记。这不是一个人的传记，而是一群人的传记。司马迁开创了二十四史的重要传统。二十四史中的传记比个人传记还多得多。同时，司马迁的传记中也经常有他的评论——“太史公说”，后来的《二十四史》也对他有所赞扬。这个点赞不一定是赞美，而是评论。有评论就是判断一个人的价值和历史地位。也就是说，太史公在写当时的事件时继承了《春秋》的褒贬，而他的分类方法也与中国政治中的谥号制度有很大的关系。从周朝开始，除前两位国王外，每一位国王死后，大臣们都根据他一生的事迹决定封他为周王，如定王、武王、成王、康王、赵王等的谥号与褒贬密不可分，分类传统与褒贬传统也有相似之处。这样一来，历史人物的性格和特征就被定义了，一种又一种，不再是活泼的人了，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刻板印象。纵观二十四史，活泼的人物只能在《史记》和《三国志》的一部分中见到。原因是什么？因为历史是事后修改的。司马迁写的是当时的历史，写的是当时的所见所闻，直接的印象和听到的。这与在一个朝代或几个皇帝之后写历史，引用官方文献或收集民间资料拼凑不同。今天，由于中国传统的限制，很难写出一部活生生的传记。
文学与传记的结合称为“文学传记”或“传记文学”。只有在那里，我们才能看到贴近“活人”的传记。台湾有一本杂志，叫《传记文学》。说实话，这几十年来，《传记文学》所收的文章，真正把人物描写得栩栩如生的很少，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融入历史传记的传统。建立它。
2.西方史学更注重私人和机密材料
回顾一下西方史学。西方史学无论是发展程度还是持续时间都比不上中国史学。然而，在传记方面，西方史学做出了一些重要的贡献，并断断续续地留下了一些传统。希腊的公共生活是通过演讲来表达的，所以修昔底德所著的希腊古代史就记载了当时那个地点的长篇演讲。在那个没有录音机、录音笔、照相机的时代，这种文艺表演生动地记录了演讲的风格。罗马的普鲁塔克（）记录了从古代到他那个时代所有他认为重要的英雄。他部分接受了荷马史诗中特洛伊英雄的描述特征，并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来描述人物的身体特征。 。回顾中国历史书，对人物体貌特征的描述不太“人性化”。例如：夏羽有双瞳。我问眼科医生，眼科医生说是白内障；刘邦龙的鼻子很高，不管中国人的鼻子有多高。哪儿也不去；孔子的头部扁平，中间凸起，可能是难产的结果。中国历史学家很少描述人物的真实面貌。如果让中国的历史学家来形容我，他们不忍心用太难听的词，但事实上我的相貌非常糟糕。
近代以来，西方史学中对人物的描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心理学家埃里克的两本著名著作，一本是关于马丁·路德的，一本是关于甘地的，都写得很生动。埃里克写的不仅仅是上面提到的两本书，但这两本书都写得非常精彩。埃里克是一位心理学家。他像心理学家一样分析人物。他描述的不是外貌，而是内心。他特别关注人从不认识自己到认识自己的过程——慢慢进入社会、进入小学、与他人交往。他接受弗洛伊德的观点，认为这一时期的性问题对于一个人在十四、十五岁青春期开始时的性格形成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根据他的观察，他认为身份危机可以极大地改变一个人的性格，而性格影响行为，行为也影响性格。
自埃里克以来，西方传记文学非常流行，而且确实写得很好。我们发现最好的作家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专业传记。比如美国写的传记，把人物写得非常生动。这些西方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都有一个或多或少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引用大量私人文献：日记、信件、谈话、采访、邻居、亲戚和朋友的记录。其中，最重要的私人文件是信件。 。西方现代史学中传记的篇幅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传记的比例。传记在西方史学中所占据的地位甚至接近法律、法规和事件。大多数法规、制度和事件都被历史学家写进了专门的论文中。然而，普通人看历史，看不到特殊的论文。他们必须依靠历史人物传记作为理解历史的视角。也就是说，普通人对历史的认识来自于传记。如果今天没有金庸，很多人不会知道在中国的西南角曾经有一个大理国；很多人都不会明白，宋朝并不是一统天下，而是五国同时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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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友轻亲，成就了刘邦的丰功伟业
对比西方的传记传统和中国，我想说的是：中国的纪事、传记、叙事、纪事实际上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们转向了西方传统。西方史学传统以人类为主角，并解释历史人物为何做他们所做的事情。今天我选了两个历史人物来举例，一个是刘邦，一个是朱元璋。我选择刘邦是因为太史公留下了生动的描述，让我们比其他皇帝对刘邦的一生、性格、家庭背景、经历有了更清晰的了解。朱元璋给自己留下了一份记录。他非常真实、诚实地讲述了自己成为皇帝之前的家庭背景和经历。这两个来源虽然无法与西方传记的私人文献相媲美，但仍然可以使用。刘邦和朱元璋创建了王朝，也影响了王朝的风貌。我认为比较这两个人可以揭示一些东西。
先说刘邦。他是黑帮出身，父亲是个自耕农，并不富裕。他是四个兄弟中最小的一个。老三从小就很疏忽。年轻时，他轮流去哥哥家吃饭。有一次，嫂子听到他来了，还用锅铲敲锅，示意饭菜没了。父母责骂他没有出息，种地、管理家产都不如老二。所以，刘邦长大后，关心的是朋友，而不是亲人；他重视友谊和征服世界的伙伴，但不重视家庭关系。打仗的时候，项羽俘虏了他的父亲，并在城头上说道：如果你不投降，你的父亲就会被煮熟吃掉。刘邦回答说：我们结拜兄弟。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你想为你父亲做饭并分享我的份额。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刘邦确实不关心他的父亲。刘邦称帝后，将父亲带离乡下。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是二儿子的家产多，还是我这个无才的老三家产多？起初，他为了向大臣们炫耀，就带着他们去迎接他的父亲。问候了两三天后，有人告诉他的父亲：你的儿子是皇帝。当他过来迎接他的时候，你不能这么粗鲁地坐在那里。 ，扫地时应倒着走。当老父亲这样做时，刘邦非常高兴。司马迁把这些事情解释得很清楚，但是汉皇帝的好处就是没有删除这些细节。
刘邦在世的时候，很多英雄都被封为诸侯。韩信、彭越、英布三大英雄，是他昔日的敌人，并被他联合起来。后来，刘邦和吕后将三位英雄全部杀死。后人指责吕后，这是错误的。刘邦把小人推给了吕后，可见他的亲情是很薄弱的。
刘邦很看重大臣、幕僚、将领的言论。他可以反对自己的决定，然后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接受大臣们的意见。他不太喜欢他的大儿子。当他的妃子生下一个儿子时，他想把他立为太子。王子找了四个有名的白发白须老人陪伴。刘邦因此认为他招不到的人实际上是太子的朋友。太子身边肯定有一帮人在帮助他，所以他才没有换太子。这四位世界闻名的大佬极有可能是冒充的人，因为后来再也没有看到他们做过任何事。刘邦死后，吕后专政，吕氏侄子逐渐掌权。谁为刘家夺回了权力？帮助刘邦夺回天下的不是刘家，而是刘邦的老战友周勃和陈平。从汉初到汉武帝晚年，英雄群体在政治群体中始终占据着较大的地位。郡守必须是功臣的后裔，宰相必须封侯，但只有有军功才能封侯。后来，需要用士人担任宰相时，就开始先封士人为侯，后为宰相。因此，汉代的英雄群体比宗族内部的英雄群体存在的时间要长得多。汉代，大量亲属祭祀的例子太多，而功臣祭祀的例子却很少。刘邦曾对他的弟弟吴王弼说：你以后如果想反叛我，一定要小心。刘邦从来不相信自己的宗族，一直对自己的亲戚猜疑嫉妒。
以上，我一起看了刘邦私下的性格、公开的行为以及历史影响。我或多或少使用过Erik的方法，但并没有完全应用。我只是纯粹从他对当时和后世的行为的影响的角度来看待刘邦的性格形成。影响。
四、重亲轻友限制了朱元璋的视野
朱元璋和刘邦一样，慢慢地从一个穷小子打遍天下，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了皇帝。朱元璋没有亲人，只有哥哥死后留下一个侄子，姐姐死后留下一个侄子，还有三个孩子陪伴。朱元璋穷得没有饭吃。从偷窃到乞讨食物，他无所不为。后来他成了一名小和尚，然后和一群在凤阳认识的哥们一起参军。由于战斗能力出色，他在郭子兴的红军中担任警卫。这时，他认识了郭子兴的干女儿马皇后。马皇后比他年长一点，长得不算很漂亮，但是很能干。一个是侍卫，一个是干女儿（即女孩）。他们很般配，彼此关系也很好。朱元璋原本是孤身一人，只有友情，缺乏亲情。自从有了马皇后，他才懂得什么是亲情。马皇后成为朱元璋一生中最亲近的人。在这一点上，朱元璋和刘邦是相反的。
朱元璋依靠淮西的一批英雄打天下。他和这群人都是郭子兴手下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有感情，有依赖，有冲突，有矛盾。他经历过叛逆，除了几个可以依靠的朋友之外，没有人可以依靠。他所用的少数文人学者，如李善长、胡惟庸等，都追随他的假真真假。他没有像刘邦那样一起偷鸡一起煮的忠实朋友，所以情况比刘邦还要糟糕。
朱元璋平定天下时，他的儿子早逝，留下了年幼的孙子。为了保护自己的孙子，他杀死了英雄。与亲情和英雄相比，朱元璋更想保护年幼的孙子，因为他的孙子投射着早逝的儿子，早逝的儿子投射着他深爱的马皇后。所以，他因为爱孙子，所以想尽一切办法帮他扫清身边的障碍。明初，数以万计的英雄被杀，其中包括当时相当于营长、排长的英雄。这都是不公正的犯罪。只有少数例外：一是徐达因病去世；二是徐达因病去世。另一个是常遇春，劳累而死。还有他的干子穆英，世代守护着云南。除了这几个人之外，几乎所有的英雄都被朱元璋杀死了。
对比汉高祖和朱元璋，一个重友情轻亲情，一个重亲情轻友情。朱元璋非常看重亲情，他认为只要分出几个儿子，拥有一定数量的军队就可以解决问题。当中央政府有困难的时候，每个诸侯可以提供3000人的军队。于是，儿子们被从东向西派往同都各大邮局和战略要地。燕王在北京，晋王在山西，秦王在西安，宁王在大宁。他以为兄妹之间的感情会很牢固，会一起保护大明，但后来证明事实并非如此。
从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说，一个人经历的事、成长过程中面临的事件、所见的冷暖之人，都会影响他事业的成功。汉高祖重友情，心胸宽广，用人宽厚。他招募了张良、萧何等一帮别人的谋士作为他的大臣。因此，汉朝的规模是由他的个人历史决定的。朱元璋重视亲情，圈子很小。除了淮西英雄群体之外，他在浙东找到的文人包括刘伯温基本上都不听他的。明朝以后，没有真正的名臣、贤臣。再者，汉高祖心系全中国。他一路战斗，做好了统一战线工作。他放下次要矛盾，集中精力攻打项羽。朱元璋不是这样的。他一生花费最多的就是征服群雄，而不是驱逐元人。他就像一个穷孩子，抢了一些财产却不肯放手。因此，他不得不“高筑墙，广储粮”。 “不为王”，不为“第一鸟”。即使不能成为第一，也能有饭吃、有城守。
朱元璋筑高墙的想法是真的。几年前，我参观过山西、河北的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一路上，我看到了明代修建的城市、寺庙和衙署。他们建造得非常好。值得注意的是，蔚县县城有四个城门。北面有门，但门口被堵住。这是一种防御心态，打人却不开门，根本不攻击开阔的视野。明代，修筑了山海关至嘉峪关的长城。有一条线连接到山顶。它的意思是：这是我的栅栏，我的墙。别进来，代表保护家产。明朝从来不对外开放，不像汉朝屡次发动大军。汉朝在边境的战功包括牲畜数十万，俘虏数万或数千，人头数万。明朝边境战功可笑，斩首5人，大胜。从两位开创性的皇帝所建立的规模和传承下来的风格就可以看出这两个王朝的长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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