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过的人：新冠康复者的隐痛与社会困境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康复。除了就业，“积极”已经深深融入了他们的生活。水面看似平静，但隐藏在某一方面的记忆却依然存在，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刺激。疼痛。图片来源：
01
暴露在阳光下的人
“过了太阳光的人”，是对年仅6岁的乐乐的称呼。
五月的一天，乐乐在小区楼下的花坛里玩耍。一个女孩突然出现，抓住乐乐的玩伴，指着乐乐说：“她妈妈感染了COVID-19。”
孩子们愣了一下，纷纷围在乐乐身边，“你妈妈感染了COVID-19吗？”乐乐的笑容立刻消失了。她低着头，抿着嘴唇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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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薇远远地看到了她，大步走过去握住了女儿乐乐的手。孩子的手微微颤抖，“乐乐是一个很敏感的孩子，我知道她很紧张。”
她询问告诉她这件事的女孩。 “我姐姐，她是居委会的志愿者。”
刘伟一家三口于4月12日被转移到收容所，直到4月21日才终于收到回家的消息。此前，多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刘薇带乐乐下楼之前，还拿到了居委会发放的通行证，这意味着他们有自由行动的权利。
刘伟一家从避难所回来后，居委会工作人员曾在小区门口迎接，“你们受苦了，我们给你们留了食物，稍后会送到你们家门口。”
刘薇当时很感动，但她不知道，在她转身离开后，一家三口的名字在居委会居民手册上被标注为“收容所归来人员”。
后来，报名核酸检测的志愿者看到刘伟带着乐乐下楼，就对妹妹说：“那个孩子和她妈妈都感染了COVID-19，所以你要戴口罩。”
“是因为我没有戴口罩才感染了COVID-19吗？我还会被视为负面教材并受到道德评判吗？”刘伟带着乐乐去了居委会。她特意带着孩子一起来，就是为了让孩子们明白，感染病毒不应该被污名化。
作为上海一所大学的教授，刘伟第一次与人争吵，脸红了，“你缺乏对人的基本尊重！”她后悔自己在争吵中情绪激动，流下了眼泪，对孩子充满了愧疚。
居委会不断向她道歉，并表示“以后的志愿工作中绝对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站在讲台上这么多年，刘薇第一次发现自己无法解释清楚真相。我应该因为什么而受到批评？为什么我和我的孩子要受到不同的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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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岁的陈峰也遭遇了差别待遇。
7月8日，他在工作的代理店门前排队接受核酸检测。他恰好站在一对情侣中间。由于实行混合测试，眼前的女子已经是上次测试的最后一人了。按照要求，像陈峰这样的阳性感染者，需要一管一测。他收到了一根带有红色小标签的试管。
很快，他身后的男子也收到了一根管子，作为下一批混检的负责人。陈锋手中的那颗，看起来格外的耀眼。男子问旁边的工作人员：“这个人为什么要被一一管呢？”工作人员告诉他，陈枫进入了船舱。
男人连忙朝妻子的方向叫了一声，眨了眨眼睛，不断地看了陈枫一眼，“这个男人是阳性，离他远点。”周围的人闻言，纷纷悄悄后退了几步。
一股不知名的火焰冲上他的头顶。陈峰与男子发生了矛盾，但对方态度强硬，“如果我歧视你，我就不做这个核酸了，因为你太自卑了。”
两人在核酸检测点附近的警车旁发生了争执。那人咒骂着，口中不停地说着“那个”。陈枫气得满脸通红，说不出话来。他的眼里涌出泪水。警察在两人之间斡旋，等他们离开后，男子回头指着陈锋，“你看，他快要哭了。”
COVID-19进入第三个年头，防控已成常态，人们应对更加从容。然而，对COVID-19的隐喻化和污名化却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衍生问题。
刘伟和陈峰的经历还不是最糟糕的。有媒体走访上海松江区多家劳务机构发现，不少机构声称白带增多者很难找到工作，有的甚至直接表示“不想要白带者”。 ，即使这个人是前庇护所志愿者。
△很多零工的招聘条件都强调：“住过避难所的人不允许。”图/网络
即使找到工作，有些人也会因为感染了 COVID-19 而被解雇。一位博主在社交平台上公开表示，她在乌克兰学习期间感染了COVID-19。回国后，她在一所院校担任俄语教师。在她的雇主得知她感染了 COVID-19 后，她被要求辞职。
7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求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严禁对COVID-19核酸检测阳性康复者进行就业歧视。
7月21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促进就业工作的决定》，规定不得以职工患有传染病为由拒绝就业。
尽管用人单位不敢公然违反规定，但职场歧视依然以隐蔽的形式存在。
5 月，吴京和她的丈夫被检测出 COVID-19 呈阳性。月底从收容所回来后，吴京给老板发信息询问什么时候可以上班。对方先是让她等一个星期，几天后又问，结果就变成了一个多月。最后，领导直接表示：“大家都很害怕，我同事都说了，你来上班，他们就集体辞职。”
“天哪，你能理解我有多失望吗？”她在公司已经三年了，和一些同事已经成为了好朋友。以前公司里总讲“团结友爱”，现在却没有人了。人们愿意为她说话。
然而，一位不太熟悉的同事每天都会定期给她发消息，早上一条，下午一条，晚上一条，问：“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你吃药了吗？” “今天发烧了吗？”后来这位同事请了假一段时间，吴京又收到了她的消息：“我要回家了，你过几天就可以来上班了。”
不能上班的日子里，吴静每个月的月薪还不到2000元。她算了一下，她和丈夫的房租和伙食费接近5000元，老家的房贷就6000元，给孩子买奶粉她连一分钱都攒不下来。
好在老公的公司还算比较开放，不影响工作。起初，我丈夫说要戴口罩，戴防护口罩去公司，但同事开玩笑拒绝，“你确诊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感染。如果你康复了，我们能做什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但吴京却始终没有等到公司允许她复工的消息。她曾拨打12345求助，但对方告诉她，这种情况可能不太好办，因为公司没有解雇她，仍然支付最低工资。
日子一天天过去，吴京已经等不及了。她拨通了老板的电话，说：“我想辞职。”老板也没有劝她留下，只是应了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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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芳芳并没有受到雇主的歧视，但她的工作也受到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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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上海一家大型百货公司的珠宝柜台担任柜员。 6月1日返回工作岗位后，她的主管通知她，有阳性感染史的员工被暂停在商场工作。 “这就是商场领导的意图。”
王芳芳接受了这个条件。她以为这只是临时安排，但直到现在，王芳芳的上班时间还很远，她被临时安排在街边的一家商店里。
在珠宝销售行业，有一个潜规则，就是借调员工不能与原员工竞争订单。就这样，王芳芳从主力销售员降职为辅助销售员。她每天的工作是给顾客倒茶，同事则负责推荐产品。水。
工资也一直在下降。上海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王芳芳家里的工资只有2000元多一点。现在因为没有销售业绩，她每天都在店里打卡，只能拿到4000元左右的工资。 “这个工资在上海根本行不通。别下去。”
她一次又一次拨打12345投诉，客服告诉她这是合法投诉。她找到了法律援助号码，对方表示这可能涉及过度防疫。王芳芳最后给防疫办打电话，事情被定性为商场和公司的行为，需要她与雇主协调。
王芳芳彻底放弃了申诉。一天后，12345给她回电话，询问问题是否解决。 “我没什么好说的。”她对着那头说道，然后果断地挂了电话。
“历史没有阳光”，这个标签就这么现实地放在了第一次对COVID-19呈阳性的人们面前。据国家卫健委消息，截至2022年7月20日24时，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这些患者绝大多数已经康复。除了就业，“积极”也已深深融入他们的生活中。水面看似平静，但隐藏在某一方面的记忆依然存在，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刺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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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无辜的感染者
许多人仍然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感染 COVID-19 的。
毫无预兆，4月2日，在家隔离十多天的刘伟突然发烧。一天后，她的抗原显示出两条线。 “前一天还是阴性，我没有出去，所以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同样在上海的陈峰在确诊前已经在家呆了十多天。除了获取物资和打开窗户外，他们几乎与外界没有联系。
发烧后，刘伟独自一人搬进了不到70平方米的家中的一个房间。同一个屋檐下，乐乐看不到妈妈。她写了几封信，画了一张妈妈穿着裙子、戴着面具的卡通形象，塞进了刘薇家的门缝里：
“妈妈：我爱你，我想问你，你怎么样？我有点担心，如果你被要求隔离会怎么样？”
“我妈妈病了，我希望她早日康复。”
4月4日，刘伟的丈夫也发烧了，乐乐开始失声痛哭。她担心父母会被带走隔离。刘薇曾听同事说，楼上的邻居都被带走隔离了，家里只剩下孩子了。她和丈夫隔着门发了一条微信，连用了五个感叹号：“绝对不能和孩子分开！！！”
当晚，乐乐睡得不好，反复做恶梦，大喊“放开我”。第二天，乐乐也发烧了。刘伟和丈夫都松了口气，至少孩子不会和他们分开。
4月12日凌晨，刘伟一家人被转移到收容所，夫妻俩达成默契，不告诉乐乐收容所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我无法想象孩子们知道自己将被社会孤立时会有多么悲痛。”
收拾东西的时候，乐乐穿着校服。马上就要考试周了，她带了所有的课本。乐乐一直沉默着，直到她准备出发。她突然哭了，拉着刘伟的衣服，“妈妈，我害怕。”一家人走下楼，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看到他们喊道：“我是从拉央来的！”
刘伟连忙捂住乐乐的耳朵，蹲下来告诉她：“你是人，不是男性。”
图片来源：范伟，图文无关
由于传染病具有高度传播性，人们常常将其与病理所揭示的社会属性联系起来，从而对患者造成污名化。
新型冠状病毒具有高度传染性，这意味着每个人在公共场所都有可能被感染。一旦感染，一些人就会被认定为“不戴口罩”、“乱跑”、“玩耍”。
2020年初，在江苏淮安，三名三十多岁的女性被诊断出COVID-19阳性。网上流传着他们“出轨”、“去武汉见恋人”的谣言。
经历网络暴力后，三人在医院都表示：“我就死吧”。事件平息后，其中一些人选择改名。
今年3月以后全国爆发的多轮疫情中，随着感染人数大幅增加，网络上感染者的名字也发生了变化。一些人开始戏称那些COVID-19呈阳性的人为“小阳人”。 “羊”，甚至根据性别和年龄分为“公羊”、“母羊”、“老羊”和“小羊”。甚至有人将集中隔离转移人员的行为形容为“抓羊”。
对于许多 COVID-19 患者来说，他们是在未知原因且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感染的。对他们的嘲笑、谴责和标签，实际上是一种叠加在肉体痛苦之上的二次伤害。
到目前为止，吴京还不知道她和丈夫的感染源在哪里，就连关于两人的调查报告也没有明确的答案。然而，这对夫妇的生活却因为“阳性”检测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吴京不敢告诉家乡的父母和朋友，家乡还没有出现一例阳性病例。她的父母年事已高，对COVID-19一无所知。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绝症，会杀死她。
但她更害怕的是，如果这件事情传出去，她的亲友会怎么看她，她能否回家都会成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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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锋后来的记忆中，船舱里的日子充满了一种平静的幸福。他与父母一起被隔离在机舱内。这里人很多，很吵，但也很热闹。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没有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你”。
他的父母喜欢聊天，结识了很多新朋友，但他们经常消失。有一次，他听到父亲和一名保安聊天，才得知对方是来收容所申请短期保安的。之前他身体健康，但后来感染了新冠病毒，所以就一直待在那里。继续在机舱里工作。
每天晚上，护士们都会组织大家一起跳舞。音箱放在地板上，播放着陈峰这样的年轻人听不懂的广场舞音乐。他根本不参与，只是看，只是为了娱乐。
刘伟的家人首先被安置在隔离点。该隔离点此前是一栋未交付的办公楼，共14层。仅刘伟所在的一层就容纳了200多张单人床，床位相距一米，且不通风。视窗。
晚上这里灯火通明，鼾声、吐痰声、聊天声此起彼伏。乐乐睡不着，刘伟用英语给她解释了小屋的意思。她刻意回避“集中隔离”这个词，而是用“舱”来解释。乐乐突然抬起头，对她说道：“那这就是我们的假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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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薇所在的隔离点厕所还算干净，但她还是不能洗澡。她用盆接了热水，给乐乐擦身子。孩子兴奋地说：“就像泡温泉一样！”平时，乐乐经常和隔离点的孩子们一起玩耍。 “她会把今天遇到的所有孩子介绍给我。”
学校的线上会议有时需要打开摄像头，刘薇和丈夫就帮乐乐搭建了一个虚拟背景。他们暂时没有将诊断结果告知老师和家长，因为“孩子不能受到不必要的批评”。
《芭比是庆》、《欢乐锣鼓敲响了年年的欢乐》。短视频外播放的音乐中，乐乐度过了线上期中练习周，效果不错。 “宝宝很高兴。”
每天早上8点，乐乐准时上网课。她坐在行军床的一角。桌子是一张棕色塑料凳子，上面放着一块平板电脑。课本和手放在另一个蓝色塑料凳上。在这样的环境下，乐乐7天读了42本书。
4月18日，乐乐第一次哭了。她看到有人在隔离期结束后回家。当时，一家人的核酸和抗原检测均已转阴，但仍没有回国的消息。她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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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长期持续的影响
4月24日，乐乐回到家，刘伟却发现一家人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那天晚上，乐乐回到家后，做了一个噩梦。她猛然惊醒，抱住刘伟说道：“妈妈，上海着火了。”
同样的噩梦持续了三四天。乐乐的梦想从“上海着火了”变成了“家着火了”。刘伟和丈夫把乐乐抱到中间，轮流哄她，看着她睡觉。 。
刘伟着急了，也在询问是否要去看儿童心理医生。她期待着尽快回到郊区的家。改变环境可能会改善孩子的精神状态。
由于隔离，陈峰错过了在江苏的专升本考试。从方舱返回后，他先在家隔离7天，然后在考试地点又隔离14天。 “我赶不上，所以我不得不放弃考试。”
事实上，像陈峰这样受到COVID-19阳性影响的考生还有很多，有的几乎被取消考试资格，这可能会改变他们一生的命运。
受到别人的奇怪对待后，陈峰开始排斥核酸工作，尤其是公司附近的核酸站点。如果实在无法避免，那就选择最热、阳光最充足、人最少的时候去。
在上海，COVID-19阳性的人只能在三个月内向工作人员出示绿色核酸码进行核酸检测。普通人普遍使用的黑色核酸码在陈锋的案例中根本无效。
这也意味着，已经感染的阳性患者不可能隐瞒自己的阳性史。每次核酸检测前，陈峰都需要主动向检测人员报到，等待正在进行的混合检测通过，才能加入队伍。
对于陈峰来说，这是一个相当“显眼”的行为。
他站在一旁，等其他人通过混检后，才拿起自己的单管。他特别害怕被别人注意到，所以常常用手捂紧红色小标签，小心翼翼地递给检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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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无法评判别人的态度，因为人们彼此分离。”别人对他评价不错，但陈峰却担心公司里的同事会怎么看他，公司会不会开除他或者停职他。
他开始紧张，听到同事说“积极”就紧张起来。有一次，一位同事和他聊天。陈锋一愣，以为对方是在问他是否感染了COVID-19。他揉了揉头。站起来，直接打断同事的话，大声说“我没有”，让对方一脸困惑。
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正在侵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在此期间，社区通知吴静，未来六个月她需要在家做核酸检测，这也意味着吴静每次做核酸检测都需要给社区打电话预约。
当工作人员来做核酸检测时，吴京总是最着急。大白穿着防护服，站在他家门口。来来往往的邻居都忍不住上下打量他。前段时间，有邻居问吴京，“为什么总有人来你家做核酸检测？”
陈锋心中惶恐已久。有件事他一直不敢向同事证实。他和中年男子吵架的那天，有一位同事亲眼目睹了这一幕。陈枫不知道对方听到了多少，“方苍。” “对方听不听‘阳刚’这个词？”
他还记得，那天回到店里后，店长试探性地问他，为什么做核酸需要这么长时间。后来见陈锋不想再说什么，也只好作罢。
他心中隐约有一个念头，是不是所有人心里都已经知道了答案，只是选择了默默的保护他。当晚，店长邀请包括陈峰在内的所有人一起吃饭，一切如常。
警察见他那天狼狈的样子，就拍拍他的肩膀说：“我就站在你旁边吗？你看，我不怕你。”但陈枫觉得，他永远无法向别人透露自己的阳性结果。 ，“遇到好人是好事，但只要遇到不怀好意的人，我就不一定能忍受了。”
对于那些从 COVID-19 中康复的人来说，隐私保护已成为重中之重。如果不小心，就有被泄露的风险。
吴京还记得，之前她所在的一组确诊患者中，有一位组友因隐私问题被公司同事曝光。她的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老家地址、电话号码都被公布在网上。数百个电话涌入他的手机，有不法之徒竟然给他的长辈打电话，害得家里的长辈病重。
吴京发现，从那时起，他的头像就变了，变成了黑色，没有别的了。
现在吴京也担心自己的隐私。她正在寻找新工作并接受了几次面试。幸运的是，没有人询问她的 COVID-19 感染史。不过，她还是要小心、小心。当务之急是要考虑清楚。一个借口解释为什么要一直在家做核酸检测。
刘伟也担心乐乐开学的事。
一位从方舱出来的家长告诉她，三年级孩子上网课时，老师提到了方舱的概念，即“阳性患者集中隔离的地方”。她不敢想象，如果乐乐听到类似的话会怎么想？
最近，乐乐所在的学校开始统计学生的 COVID-19 疫苗接种情况。刘伟原本不打算让乐乐接种 COVID-19 疫苗，因为她曾经呈阳性。刘伟曾经想象过，如果老师问孩子们为什么没有接种COVID-19疫苗，孩子们会如何回答。
“如何在不欺骗孩子的情况下保护自己，真的很难。”这两天，乐乐去看了牙科。医院需要填写有关COVID-19病史的信息，但刘薇只填写了她这两天收到的信息。几个月前她被诊断出患有这种疾病，她故意将乐乐的栏目留空。毕竟，她不敢保证如果对方知道了这件事，自己的孩子会被如何称呼、如何对待。
只有小孩子才不会这么担心。与居委会吵架当天，刘伟在家里愤怒地自言自语。她曾想在居委会门口的告示牌上写下“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尊重”。
女儿走到她面前，抓住她的手说：“妈妈，你别跟别人吵架，给别人留点面子。”
来源：微粉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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