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亲子空间：新自由主义空间生产与权力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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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研究】

儿童空间商业化是全球新趋势。东京、首尔、上海、天津、新加坡等亚洲社会出现的商业亲子空间代表了一种新的城市空间形态，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空间生产的私有化和物化。根据我们的观察，商业亲子空间包括素质教育综合体、亲子商场、儿童体验中心等。在这些空间中，孩子们可以享受娱乐、零售和课外兴趣班等服务。商业亲子空间是一种新型的新自由主义空间生产方式。在其建设过程中，政府发挥了积极的创业作用，集约化的培育方式也促成了这一商业空间的繁荣。我们的论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商业亲子空间的空间生产中蕴藏着怎样的权力关系？商业亲子空间如何影响儿童、家庭和社会？本文以上海亲子购物中心为例，探讨儿童空间发展中国家、市场和家庭之间的多重关系，以及儿童空间转型和商业化过程中家庭系统内部的互动。本文节选自关于教育改革、家庭教育与儿童商业空间互动的论文。

教育改革、强化养育与亲子关系

虽然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提倡素质教育，鼓励德、智、体、艺全面发展，但作为“智慧”代表的语文、数学、英语成绩却一直被忽视。更有价值。 2019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首次提出“五育并举”。虽然《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中提到，体育课程的考试内容将按照课程标准制定，但这并不能阻挡家长让孩子报读的热情。课外体育课。家长的这种热情与教育“双减”政策密切相关。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减轻作业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政策背景下，政府对开设学科培训班设置了诸多限制，艺术、体育培训班的需求开始减少。涌。

据商业地产公众号显示，天津等城市的素质教育中心雄心勃勃地致力于“改变消费者的家庭生活”和“刺激以儿童需求为核心的全家庭消费”（赢商网，2019）。这些综合体声称为儿童提供体育、艺术和技术方面的高质量教育培训。据说，目前我国已有素质教育综合体3000多个。商业亲子空间，包括亲子购物中心，作为一种商业创新，挽救了日渐衰落的购物中心。政府鼓励商业投资，将闲置或未充分利用的商业用地转化为高消耗的商业业态。在此过程中，原本供孩子玩耍的城市空间变成了商业街和购物中心。政府的角色已经从管理主义（ ）转变为企业家主义（ ）。

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基础教育市场化改革。在此之前，提供教育服务被认为是公共部门的责任。当时，孩子们通常在家附近的公立学校上学，闲暇时在家附近的公共场所玩耍，并在少年宫等政府资助的教育机构参加课外活动。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儿童空间的生产不再局限于公共领域。 2010年后，亲子空间开始出现。在这些空间中，儿童设施、服务和活动都有明确的价格。以上海某亲子商场为例。亲子业态包括教育（绘画、趣味英语、戏曲）、娱乐（汤姆熊）、儿童零售（童装等）、儿童服务（理发等）、亲子体验（手工作品） ）。工作坊、儿童展览等）。我们认为，优质教育可能会加剧集约型育儿。家长是儿童商业空间建设的关键因素。

Katz（2008）发现，在发达国家，父母将财力、时间和精力花在孩子身上，创造了一种以资本积累和商品化为特征的儿童景观（a）。在来自较高社会经济背景的儿童中可以看到资本和社会资源的溢出（）。父母参与孩子的生活促进了协作养育模式（，2011；，2005）。中产阶级父母特别热衷于安排有组织的丰富活动来培养孩子的才能和技能。美国最近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强化养育已成为各个社会阶层的理想养育方式，75%的父母支持协作养育模式（2019）。

这种儿童景观在中国也可见到，以及协作育儿的盛行。我国的集约化育儿观念和行为与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变化有关。在30岁独生子女政策下，城市家庭出生的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家庭规模的缩小导致亲子关系更加密切。父母和独生子女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代际情感和经济支持（Fong，2004）。家庭规模的缩小，也导致父母将资源和期望投入到独生子女身上，从而加速了子女的奇观。上海社科院的调查结果显示，59.3%的未成年受访者声称自己擅长绘画，三分之一（37.2%）的受访者擅长乐器（韦丽丽、邱晓兰，2019），这反映了父母的副作用。对儿童的高投入。很多课外兴趣班都是在商业亲子空间举办。亲子商业空间的打造遵循市场逻辑——见证家长的焦虑，企业家为孩子规划新型零售、儿童娱乐和儿童课外活动，鼓励家长为孩子买单。儿童空间的商业化可能会限制儿童的能动性并加剧阶级不平等：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儿童更有可能在商业化空间中获得社会所需的技能和品味，而来自弱势社会群体的儿童可能会被排除在外。面向儿童的购物中心外。

在我国的主要城市，“付费玩”已成为常态，最近欧洲的研究发现，孩子们更喜欢免费的公共空间（2018）。我国也认识到为儿童创造免费公共空间的重要性。 2016年以来，我国将建设儿童友好城市列为国家发展目标之一。如果目前国家、资本和家庭之间的关系不变，这将影响儿童友好型公共设施的利用，高度商业化的空间将继续受到欢迎。

面向儿童的商业亲子空间的出现和繁荣，体现了教育改革、资本和家庭密集型育儿方式的相互作用。资本是灵活的，能够快速适应教育政策的变化，善于利用家长的焦虑。在家庭关系高度依赖消费的社会，日常实践很难在非商业空间中进行，我们也很难想象消费之外的家庭关系。但我们仍然需要超越消费主义对我们的束缚，创造性地想象人类的存在方式、主体性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为什么亲子商业空间主要出现在东亚社会的特大城市（新加坡以华人为主，也属于儒家文化圈）也值得探讨。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父母可能对孩子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抱有很高的期望，因此他们希望孩子通过学习和养育来实现这一目标（Hsu和Wu，2015；Huang和Gove，2015）。儿童商业空间为多种形式的教育和养育提供空间。此外，这种现象也可能与特大城市人口和建筑密度较高有关。这些儿童商业空间所在的城市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最密集的城市之一。但我们的解释仍然是探索性的，未来的研究可以用更多证据来回答这个问题。

原纸

沉 Y. & 卢 T. (2022)。国家， ， 和： 中国城市空间的 ， 1-10。

作者/译者

沉阳，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性别研究博士，中国家庭社会学委员会主任。重点从性别角度探索公共政策、工作与家庭的联系以及家庭互动。研究课题包括婚育保障政策、生育育儿中的家庭互动、网络交友等。在《中国》、《妇女研究丛书》等国内外知名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受邀为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澎湃新闻等主流媒体投稿。

轮值主编：林小山（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与文化教研室、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主任）

审稿人：罗艳（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学院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