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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琳、涂培、张云等老师的英语发音
他们都有独特的辨识度，那是当年
没有机会进入正规院校的人
甜美的声音传入英语爱好者的耳中
1989年12月，北京外国语大学第一届英语函授班毕业生合影。一排左四是梅仁义，左五是外教，左六是陈琳，右五是杨宇光，右四是卞学恒。图片/受访者提供
广播函授课程英语往事
本报记者/李宏地 包安琪
发表于2021年7月26日《中国新闻周刊》第1005期
1988年10月15日，河南省原阳县朱楼乡中学英语老师李长栓，在陌生的郑州这座城市，在雨中度过了一整天，找不到旅馆，也买不到考试用的2B铅笔。 。没有时间去考场。考试将于第二天早上八点开始。
最后他只能买了一支1B铅笔和一支3B铅笔，想着可以用3B和1B分别画它们，也许可以充当2B。
本次考试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与中国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的首期广播函授英语课程的期末考试。
1985年，全国有10万多人付费报名参加了函授课程。约2万人坚持学习三年。期末考试12317人，通过7856人，复试98人。最终，李长栓等26人考入进修班，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园度过了难忘的1989年。
“当时社会上有一批英语爱好者和精英，因为各种原因没能上大学。后来我记得没有这样的形式，正是时候了，这堂课做到了以前不存在，以后也不会存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梅仁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没有寒暑假课程
第一期广播函授英语课程由时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夜大校长、函授部主任陈琳教授策划并主持。
改革开放之初，与蓬勃发展的需求相比，教育资源严重短缺。在邓小平“教育仍然要两条腿走路”的指导思想下，广播电视等远程教育取得了空前的发展。
陈琳曾回忆，1978年9月，李先念邀请他和北外的几位专家到家中共同探讨国内英语教育的现状和未来。正是在这次谈话中，萌生了利用电视、广播等媒体在全国掀起英语学习热潮的想法。
很快，陈琳教授的《广播电视英语教程》于1978年至1983年在中央电视台和中国人民广播电台黄金时段同步推出。陈琳编写的《广播电视英语教程》教材已销售1500万套。一个人在北京。人们学习英语的热潮开始了。
1983年左右，当他还在村里的“浩帽中学”（小学戴中学帽）读初三时，李长栓就开始听广播、学习外语。
他听英语广播，是由叔叔常益智介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常益智就读于“国防部无线电学校”，学习英语。 1957年被划为“右派”。平反后，他在当地一所中学教英语。常益智建议他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星期日广播英语》。
该课程由国际关系学院沈宝庆教授主讲，水平非常高。介绍了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等作品，这远远超出了李长栓的能力。但他学习外语的愿望很强烈，坚持听。这个节目的英文原文将刊登在《广播之友》上，于是他咬牙点了这份报纸。
1985年5月，李长栓在《广播之友》上看到了一份广播函授英语课程的招生简章。
该课程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中国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它为期三年，向全国学生开放。最让李长栓感动的是：完成学业并期末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将获得北京外国语大学1600元的奖学金，到北京外国语大学进修班学习。一年。
注册需缴纳第一学年学杂费80元人民币。 80元并不是很多。李长栓的父亲是一名邮递员，每月工资只有40元，家庭条件在村里已经是名列前茅了。但家人一直支持他的学业，这次也不例外。
报到后，李长栓收到了学生证以及邮寄的第一批课本和录音带。家里只有一台晶体管收音机，他想买一台播放器却买不起，于是磁带在家里放了好几年都没有拆开。
1985年9月1日，广播英语函授班正式开课。
付费注册的注册人数已超过10万，免费听众无法统计。跟上这门课程需要很大的毅力。
与以往的讲座式广播英语节目大多安排在黄金时段不同，这门函授课程却反其道而行之。该剧每周一、三、五晚22:30、周二、六早6:30在中央第一广播台首播。中央电视台二台重播，周日闭播。设计的初衷很明显：不是为了让人们在饭后“打开一本书，受益匪浅”，而是像在真正的教室一样专注于学习。
但学校有寒暑假，这门课没有。
李长栓不顾一切的讲课，从河南省蓟县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到乡里当了一名英语老师。他一边教学一边继续听广播。
最困难的时期是麦收和秋收时期。当时学校放假，师生们都得回家帮忙收割。这是最繁重、最累的农作物工作。我们早上五点左右工作到晚上七八点，吃完晚饭，一摸床头就睡着了。他只能坚持等待，有时实在忍不了，就会打开闹钟睡一会儿。
在家乡，大年初一早上，他就会走街串巷，给长辈磕头拜年。有一年，他去拜访一位老人家，当时是早上6点30分。当他看到桌上家里的收音机时，他赶紧接过来听了一会儿。没听完，他只好离开。三年来，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听完所有讲座的人。
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阿荣旗二中的公办代课老师崔忠民也坚持听这门课。他高考落榜，以中学生的资格教中学生。他怕误导其他学生，所以边教学边坚持自学。他总是晚上22点30分上课，然后开夜车，2点钟就睡觉。
他有一个小型录音机，用来听磁带。这是他用在国道上打工修桥赚的300多元买的。但无论是广播还是录音带，他都只能听到声音，看不到老师的嘴部动作。这对他的学习来说是一个难题。
1989年，杨冰（右二）经常带着外教白大仁（左一）和他的朋友们逛北京。图为他们骑着自行车购物后在卫公村一家小餐馆吃饭休息。图片/受访者提供
你不仅要学好英语，还必须学好汉语。
第一年函授英语主要侧重于发音和基础语法，但进步很快，三堂课基本学完一节课。课后有练习，每堂课需要掌握100~150个单词。
第二年，课文难度突然增加。教材极其生动，这是后来的本科英语教育可能没有的。
例如，第二学年下学期第十课有两篇课文，是对1984年12月19日中英香港联合声明签字仪式上双方发言的对比。文本A是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及其官方英文翻译，文本B是撒切尔夫人的讲话及其官方中文翻译。本课的目的是学习正式演讲的风格和词汇。
撒切尔夫人的讲话以“Your Deng（邓小平总理阁下）、Your Li（李先念主席阁下）”等一系列标题开始。根据文本，可用作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大使、总督和主教等的尊称。
崔忠民有一位同事报名和他一起学习。到了第二年学习，他发现太难了，逐渐落后了。
这种情况并不少见。第二年付费申请者人数急剧下降至38,416人，第三学年仅为20,284人。
前两学年的教材由陈琳主编。担任广播讲师并录制文字磁带的有陈琳、涂培、楼光清、王若金、王怡、张云、李宪生。第三学年开设翻译专业，由庄一川主编、主讲。
庄一川回忆，1986年的一天，陈琳来找他，说要负责高三的翻译班，于是他开始做准备，编写教材。
过去，大学的翻译课程都是小班授课。学生交完作业后，老师会在课堂上批改、点评，并重点讲授一些翻译技巧。但函授课程显然不能采用这种教学模式，必须另辟蹊径。庄一川认同傅雷的观点，即翻译重在实践，因此他决定放弃以单句作为基础教材的传统模式，转而以整本教材为主，引导初学者走上翻译之路。这一模式后来被广泛复制，函授教材也进行了修订，成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英语专业翻译课程的指定教材。
1987年7月24日，录音开始。庄一川让两名研究生轮流陪他去中央广播电台录音，每周一次。由于时间紧张，教材按需编写、录制、播出。 8月28日，节目开播。
开学几周后，庄一川收到了一封函授生的来信，说他已经想好了如何从英文翻译成中文，但还没有开始从中文翻译成英文。这让他非常高兴，觉得这种新的教学模式很有效。下一堂课，他鼓励大家用英语将中文翻译成英文，这是相当困难的，需要时间来取得进步。
他经常引用著名作家的文章。例如，第七课是吴祖光为《新凤霞回忆录》撰写的后记，由译者戴乃迭翻译成英文。庄一川对这段短文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分析了英汉结构的异同以及翻译的微妙之处。
比如，吴祖光的原文写道：“凤霞的一生并不好过，她受过贫穷、寒冷和饥饿，受过无数的欺凌和折磨，但她都能忍受。”格拉迪斯的翻译是：“生活一直很艰难。”她知道，变冷了，而且已经好几次了。
庄一川解释说，当我们看到“感觉”这个词时，我们总会首先想到“熊”、“熊”这样的词。事实上，“知道”这个词用在这里最合适。
上翻译课时，崔忠民开始觉得自己不仅要学好英语，还必须学好汉语。因为如果中文不好，就很难准确、漂亮地翻译东西。
翻译班于1988年7月28日结束，整个函授课程也结束了。庄一川后来感叹，一年有两万到三万名学生学习翻译，这恐怕是史无前例的。
期末考试在北京邮电大学函授院的支持下进行，共有115个考点。考试水平相当于大学单科英语考试。期末考试通过的7856人中，有98人收到复试通知。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彭阳中学英语老师杨兵差点错过复试。那是1989年2月22日，通讯室里的老人悄悄告诉他，有一封来自北京的信。校长看完后表示不能让他知道。他去找校长质问。校长见他藏不住，就把信从抽屉里拿出来还给了他。当他看到的时候，复试日期正是那天。
不愿错过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他于第二天中午赶赴北外。但通信部门的工作人员并不乐于助人。
午餐时间到了。他黯然走出去，正要走出函授部的小月门。一抬头，就见一位长老端着一个点心杯，杯上放着四个包子。他大吃一惊，大胆上前问道：您是陈林教授吗？对方说是。他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立即将自己的情况全部说了出来。陈琳听后，用英语问了他几个问题，赞许地说：“你的基础很好。”
在陈琳的安排下，函授部当天下午用B卷重新为他安排了复试。
黑龙江省阿城市松风儿童学校代课老师王卫兵一直怀疑自己是98人中最后一个参加复试的人。因为在礼堂复试的时候，他的座位号是98号，他鼓起勇气问老师自己是不是倒数第一。老师说你现在不用担心这个，好好考试就可以了。被录取后，他觉得全国范围内复试的考生可能总体均衡。他向班主任卞学恒求证。卞学恒说既然来了，就应该好好学习，不要担心这些事情。
高级培训班于1989年3月开课，在学期的第一节课上，老师介绍了广播函授课程的学习和考试情况，然后说道：“我们这次复试的第一名不是来自河北或者山东，不过是河南的！”
李常栓环顾四周，见其他“河南”同学都没有站起来，于是犹豫着站了起来。
《西校区》一周年
进修班一共有27人，人数最多的是老师，大约有十人左右。李长栓年龄最小，只有21岁。最年长的是天津市大港区一所职业技术学校的副校长。他今年56岁，头发花白。还选择了两名监督员，每名监督员负责一个年龄组。 31岁的王伟兵担任学生主任，是“大班长”； 22岁的杨兵最会说话，是“小班长”。
北京外国语大学本科生在东校区上课，进修生在西校区上课住宿。宿舍不够，年龄限制为30岁，年纪小的住宿舍，年纪大的住宿舍。上课地点也是在西院，借用了小学的教室。夏日夕阳下，窗帘被拉上，头顶的吊扇转动时发出嗡嗡的声音。
高级培训班上午上课，下午自习。课程包括精读课、泛读课、口语课、口译课、写作课和听力课。
陈琳教授口语和写作课程。他的课堂风格平静严肃，英语口音标准，气场强大，充满了英国老绅士的风格。
精读班的主讲老师先是梅仁义，然后是王锡军。最初安排涵盖《大学英语》第三卷和第四卷。学生们要求加课，后来又讲了第五卷的一部分。
梅仁义是20世纪50年代陈琳的学生。 1983年赴美留学回国，时任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副教授、美国研究中心主任。他回忆说，当时他正在给本科二年级的学生讲授精读课。陈琳来找他，让他同时教高级班，他答应了。讲座和本科生使用同一套教材。
在王伟兵的印象中，梅仁义的讲课既流畅又幽默。他说的话不多也不少，闪烁着英国智慧的光芒。如果你在学习中遇到问题，他一句话就能帮你解决。课间休息时，他还会和高年级的学生分享香烟。班里的同学都很尊敬他。还没等他擦黑板，立刻就有人主动去擦。 “后来我自己开了培训学校，我感觉自己深受梅教授风格的影响，可以说是‘教学民主’。”王伟兵说道。
口译老师邹伟年仅23岁。她刚刚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函授系。杨冰记得邹薇年轻，漂亮，身材高大，还会打网球。她的讲课流畅、节奏快。用今天的话来说，她就像一位女神。
邹伟回忆说，20世纪80年代，整个中国的文化十分活跃。人们刚刚从禁闭中解放出来，很多年轻人都有学好英语的强烈愿望。尤其是这些高年级学生，他们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与现在的学生有很大不同，自学能力也很强，但就是不会说话。她的工作就是一点一点地张开他们的嘴。她非常依赖杨冰，经常依靠他来带班级。 “不然没人发声，这一课就很难讲好。”
教授英语口语前后有两位外教：杰弗里（Roche）和白大仁（）。伦敦人杰弗里（）严谨，甚至有些矜持，而加拿大人白达人（Daren Bai）则开朗热情。他们通常会针对专题进行一个半小时的讲座，有时也会有本科生来听。课程费用为人民币80元，以现金支付。每次上课前王伟兵或者杨兵都会先捡起来交给他们。
杨冰和白大人很快就成为了朋友。周末，他们经常带着他和朋友们在北京的弄堂里骑自行车、观光、做烤串、吃小摊。
来到北外后，很多人看到“东校区”和“西校区”的不同待遇，仍然感到心理落差。
东校区300人的小礼堂经常在晚上播放原创英文视频。门口有专人看守。进修班的学生没有学生证是不允许进入的，但可以在门卫离开后溜进去。起初图书馆等地方不向他们开放，但向学校反映后就解决了。
陈琳还给他们班配了一台小彩电。杨冰经常去找助理老师杨宇光借电影原版磁带。杨宇光年轻又前卫，长得有点像何炅。他总是尽力满足同学的要求。
吃完午饭，录像机拿了进来，电视调整好了，大家在教室里观看了原版电影。近半年来，几乎每周都会放映电影。
为了通过听《美国之音》、BBC等节目来学习英语，杨冰购买了索尼最新的高端短波收音机。收音机花了300多元。他用自己几个月积攒的工资买的。那是当时他的同学中最好的装备了。他记得当时美国之音的一些节目很好，比如用一句话讲述美国的历史，但后来就不再好了。
来学校之前，李常栓根本不知道有一个外站。来到这里后，他花了几十块钱买了一台短波收音机，每天有空就继续听。没过多久，他的听力终于赶上了其他学生。 “这里的环境和家乡的田地实在是太不一样了，看到的东西多了，接触的人多了，知道了上有天堂，下有人间。”他说。
宿舍里，大家都尽量不说中文，模拟英语环境。山东省烟台市人民银行的戴新生能够背下整本4万多个单词的词典，这让其他学生感到震惊。
紫竹院公园里有一个由陈琳发起的英语角，吸引了很多英语爱好者。附近很多著名大学的学生都喜欢去那里，还有一些外国人也去那里。杨冰是那里的活跃成员。英语角话题广泛，大家思维活跃。他们经常讨论一些社会话题，比如如何释放人们的创造力，让人们生活得更幸福。谁能说得好，他周围就会有话题。杨冰在这里接触到了很多新的信息和概念。
那年春夏之交的政治动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级课程的课程。李常栓记得上学期很早就停课了，暑假也来得很早。有一天，大家来到教室，不见人影，却看到黑板上写着几行大字，是陈琳用英文写的：“大家别担心，耽误的一切我们都会弥补的。”我和你在一起。 “为了补课，高级班的学生提前返校，并于8月中旬开学。
1990年1月，近一年的培训结束。
虽然来之前就知道这个进修班没有文凭，但大家还是希望学校能够颁发毕业证书，因为这涉及公办教师转职、职称评定等很多实际问题。为了协调这件事，陈琳来回奔波。王伟兵曾在携带资料的路上遇见他，并表示要再去一趟，向医院党委请教。最终，他们拿到的依然是一张培训证书。
1988年举办了第二期“广播英语函授班”，同样历时三年，但没有举办进一步的培训班。第二期完成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大连外国语大学联合主办“广播函授美式英语听说读写课程”，历时一年。
从进修班毕业后，李长栓回到家乡中学，开始了新一轮的自我奋斗。 1993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任翻译学院副院长。
王伟兵原本只是一名代课老师。要成为一名公立教师，他需要获得国家认可的大学文凭。他明明知道自己在这个函授班拿不到文凭，但出于对英语的兴趣和追求，他还是报名了。他相信，只要有能力，就不用担心找不到食物。回校深造后，他获得破格晋升。
他今年66岁，从教42年。他没有任何大学文凭，只有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毕业证书和继续教育证书，这些证书一直陪伴着他走遍世界各地。
杨冰想去美国留学。 1990年，她参加了托福和GMAT考试，并考入斯坦福大学MBA课程。但上级认为她不适合出国留学，所以没有出国留学。他辞职上班，与当时的外教白大人合作，参与在淄博成立了一家名为New的合资公司，后来退出。此后他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现在是一名企业家。他一直在寻找失踪的白大仁，但至今还没有找到。
1992年，崔忠民离开内蒙古呼蒙家乡，开始了新的生活。他曾在LG、索尼爱立信等多家外企工作过，现在在上海开设了自己的贸易公司。他的每一份工作都与英语有关。
他一直保留着当年的一些课本和录音带，不愿意扔掉。他陆续从旧书店收集了丢失的教科书，并将磁带转换成可以在电脑上播放的音频格式。
最近，他在喜马拉雅广播电台推出了一档名为《重温20世纪80年代广播函授英语课程》的节目。他表示，这门课程顺应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对外语人才需求急剧增加的时代要求。同时极大地满足了中国农村有志于英语学习者的强烈愿望。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一个传奇。这段历史是无穷无尽的。应该被遗忘。
节目中，他像老师一样大声朗读课文。不过，毕竟陈琳、涂培、张芸等人的声音是无法模仿、难以复制的。他们的每一个英语发音都有着独特的辨识度，对于那些没有机会进入正规学校的英语爱好者来说，这声音听起来就像音乐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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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0-26 20:24: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