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音乐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繁荣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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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音乐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出现了“三匹马”并驾齐驱的繁荣局面。所谓“三匹马”分别是“通俗音乐”（如今的“流行音乐”）、“新浪潮音乐”（如今的“现代音乐”）和“电影音乐”（后来扩大为“影视音乐”）。

“流行音乐”/“流行音乐”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音乐最大的变化莫过于“通俗音乐”。源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的通俗音乐，在沉寂了三十年之后，终于随着邓丽君的演唱，以“通俗音乐”的形式重新登上历史舞台。此时的词曲作者打破了身上的精神枷锁，表达出了压抑已久的创作激情。

198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歌曲杂志编辑部评选的“十五首歌曲”入选，这是绕不过去的“流行音乐”坐标。这或许是新时期内地乐坛的第一张歌曲排行榜。“十五首歌曲”全部为抒情歌曲，包括三首情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春天的声音》、《永远和你在一起》。其中，《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影响力最大。歌曲以3/4拍子、短小的二部曲式和较为新颖的电子琴伴奏，勇敢地唱出了“随风飘荡的爱情之歌”，展现了热恋中的年轻男女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渴望。这三首歌曲成为新时期第一批“情歌”。在“突破禁区”的同时，歌曲的创作者们宣告乐坛此时已经开始尝试“把赞美神的歌曲还给人”，并像“小草”一样逐渐加大和强化对普通人情感世界的关注。

“15首歌曲”中，作曲家施光南的两首作品格外引人注目——《祝酒歌》和《白羽寄情》。前者见证了“十月胜利”这一伟大历史时刻，但与以往一些歌曲不同，它并没有唱得那么大声，而是让旋律在作品的前半部分徘徊在中低音域，让人回味无穷；后者以奔放的旋律、欢快的华尔兹节奏和特色鲜明的乐队伴奏，讴歌了亚洲羽毛球健儿之间的深厚友谊。此外，他的《在希望的田野上》和《热情的土地》则以蓬勃的当代气息，体现了作曲家“时代歌者”的本色。

“15首歌”中另一首引人注目的作品，是歌手李谷一的作品。除了前面提到的《白羽毛表浓情》，她的作品还有《姐姐眼含泪花找哥哥》《边塞春水清澈纯净》《绒布花》。也就是说，她唱了“15首歌”中的4首，占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可见她“暖心歌”的深度和广度。她的其他代表作《乡愁》《难忘今宵》《我和我的祖国》等，都以独特的“气息唱腔”和“时代印记”成为“时代的记忆”。

随后出现的“台湾校园歌曲”、“西北风”、“红太阳”、“校园民歌”、“超级女声”、“青春歌赛”、“模仿秀”等现象，让“流行音乐”悄然变成了“通俗音乐”，也把中国的“通俗音乐”推向了更高的境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流行音乐可以成为群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文化快餐，也可以成为党和国家庆典、纪念日的座上宾。这种变化之大、之快，令人惊叹。

原因是什么?改革开放。

“新浪潮音乐”/“现代音乐”

随着1977年恢复高考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一个新的音乐创作群体——“新浪潮派”诞生，谭盾、叶小刚、郭文景、瞿小松、陈毅、周龙、许舒亚、何训田、张千倚等作曲家相继登上历史舞台。

“新浪潮派”青年作曲家的稚嫩作品以迅猛的步伐前进，引起了国内外乐界的关注，成为西方乐界了解当时中国乐坛的一扇窗口。谭盾的《离骚》、叶小刚的《天际》、郭文景的《蜀道难》、瞿小松的《》、陈怡的《多耶》、张千一的《北林》等都成为当代中国音乐创作的代表作品，从个人到时代。“文革”十年的艰辛与积累，对音乐艺术的渴求，使他们大胆探索，创作蓬勃。这批青年作曲家借鉴西方现代音乐的大胆，迅速吸收，勇于进取，使当时中国乐坛焕然一新，从而形成了中国音乐创作的“新浪潮派”。

尽管“新浪潮音乐”也存在着曲高和寡、模仿性明显、实验意义突出等遗憾之处，但它是那个特定时代的必然产物，符合音乐创作的客观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体现了当时“新浪潮乐派”对音乐艺术新事物的渴望，特别是对作曲家创作主体性的释放。

历史是客观、公正的。

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上述中年“新浪潮音乐派”作曲家们已步入成才的“收获期”。无论是在国际乐坛上自由发挥的艺术家谭盾，还是独具“叶氏风格”的叶小刚，还是曾演绎过中国歌剧的郭文景，或是齐飞在业界的周龙、陈怡……他们都已成为当今中国乃至世界现代音乐的领军人物。显然，你们对于“后新浪潮”音乐创作的推动，对于当今中国现代音乐的引领，对于未来中国音乐创作的启迪，都是不言而喻的。今天的事实足以证明，中国音乐界关于“新浪潮音乐”的争论是必要的、开放的、具有前瞻性的。

为什么？为了追求真理。

“电影音乐”/“影视音乐”

1981年“中国电影音乐学会”成立，标志着电影界、音乐界开始关注“电影音乐”这一特殊的音乐范畴，而不再将其视为“可有可无”。活跃于“十七年”的电影音乐作曲家和“文革”前一批刚从音乐院校毕业的“青年作曲家”首次成为这一时期电影音乐创作的主力军。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民经济的全面好转，使普通民众有了更多的经济能力去放松身心、享受闲暇时光。此时，电视剧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出现，拓宽了电影音乐创作的范围——“影视音乐”作为新的名词引起了作曲家们的关注。

此时，一批“文革”后毕业于专业音乐院校作曲系的年轻作曲家（包括“新浪潮音乐派”）开始投身影视音乐创作，进一步壮大了创作队伍，在很短的时间内，影视音乐基本达到了比肩而立的状态，某种程度上，后者在数量和社会影响力上甚至超过了前者。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以来，影视音乐的创作无论从题材、形式、观念，还是深度、广度，都比以前丰富了许多，对作曲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创作平台。毫不夸张地说，改革开放40年把中国的影视音乐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并逐渐形成了年龄跨度从“30后”到“80后”，以“50后”、“60后”为主力的作曲家队伍，如早期的“二王”(王明、王立平)，中期的石万春，以及后期的叶小刚、赵季平、邹野、王立光等。

尤其是叶小刚、赵季平、邹野等人的影视音乐创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弦乐群体音色”情有独钟。他们的作品在与影视这个母体紧密联系的同时，也给观众带来了另一种审美体验。当越来越多的“叶风格”、“赵风格”、“邹风格”逐渐登上中国影视音乐创作的舞台，一个新的音乐流派——“中国影视音乐创作群体”将崛起。

为什么？“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

值得一提的是，在流行音乐、现代音乐、电影音乐三大门类并驾齐驱的同时，它们也偶尔在某一节点上出现交叉，无论是参与创作的作曲家，还是音乐本身。从表面上看，这只是艺术创作“跨界”的结果。但若深思，这依然是改革开放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改变了人们的观念，激发了人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