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街头上演抢生大战，农民工子女就学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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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孩子们眼里，新学校的一切都是新的。图片由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提供

2007年1月8日，一则题为《上海街头发生“生死战”，数百名学生被强行转移》的新闻报道成为多家网站教育频道的“关注头条”。不少转发还评论道：“凛冽寒风中，近2000名农民工子女无法上学，明天他们去哪里？”一时间舆论变得“一边倒”，让政府难以自辩。 ，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事实是什么？连日来，本报记者对此进行了深入调查。

亲眼目睹：新旧学校的“两个世界”

2007年1月15日星期一早上6时30分，记者驱车45分钟到达位于上海市普陀区金鼎路1278号的曹杨学校——一所名为“建英”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在该地区被禁止。学校后来被所谓“强行转移”到新校区。这是记者一周内第三次介入“封禁纠纷”调查。这也是在详细听取区、校双方的说法、现场检查新老学校办学情况后的又一次暗访。

雨一直下着，天色微微亮了。第一批乘坐免费校车的孩子已经到了。他们走进自己的班级，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早自习、早锻炼。一小时后，当校车上的第二批朋友到达时，他们将正式开始新的学校生活。

在这里，记者随意走进一（一）年级的教室，那里正在举行“小作文交流会”。许多学生针对前一天语文老师布置的题目《我心中的学校》写下了自己的看法。刘秋丽的作文赢得了学生们热烈的掌声：“原来又小又黑的教室一下子变成了宽敞明亮的教室，没想到，原来这是一所好学校……一进门到了学校，迎接我的是老师们灿烂的笑容和绿草如茵、鲜花盛开的美丽校园，让我感受到了生机勃勃的变化，我发现有些同学变得有礼貌，注意保持自己的礼貌了。衣服每天都干净了，那些捣蛋鬼也变得乖巧多了……我是在偏远的农村长大的，能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是一种奢侈，我会珍惜这一切。实现我未来上大学的梦想。”

有些构图让人感到淡淡的忧伤。一位同学写道：“我爱现在的学校就像我爱我的家人一样。我可以继续在这里学习吗？”一位同学坦言：“我曾无数次幻想过，学校应该是一个有书声、热饭热汤、欢声笑语的地方。我们渴望遇到许多善良、温柔的老师，这些幻想对于学生来说可能微不足道。”上海的孩子们，但他们现在对我们来说就像梦想成真一样。”

对于每一篇作文，老师都附上了热情的批语，鼓励同学们安心学习，在新学校快乐成长。

8点后统计显示，当天到校学生总数为1888人。除3名因水痘请病假的学生外，校园学生总数基本为1995人。

至此，新学校的日常生活开始步入正轨。

时间追溯到1月11日，记者实地考察了新老学校的办学情况。通过比较，很多现象都可以直观地呈现出来。

从以前的800平方米到现在的16亩；从违章危房到现在的公共设施；从脏乱差到现在的卫生安全……令人不解的是，校舍状况良好，周围环境却发生了变化。本该让农民工子女家庭幸福的事情，怎么会引起纠纷呢？

事件追踪

因“猝死”

元旦假期刚过，普陀区教育局副局长范一刚带领新学校教学的80余名教师走进建英希望学校，并宣布学校即日起停课。下周一（八）开始，全校学生将前往新建的曹阳学校学习。随后，范毅刚在会场直接接受老师们关于人事政策的咨询，而其他80名老师则来到自己即将接手的班级，按照计划向学生们进行讲解、安抚原任老师。老师们准备了信息卡和新的教材，公开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并试图将其交给学生。但在此过程中，他们遇到了阻碍，新老教师之间也爆发了矛盾。

对于这个突然的通知，已有10年历史的建英学校当然“不买账”。这两个周末，建英学校和曹阳学校分别打电话给家长，“拉”孩子们周一到各自学校来。 8日上午，普陀区公安、城管、教育等部门工作人员在建英学校门前设置人墙阻止学生进入，并将学生送上公交车送往曹阳学校。那天，这个小小的路口聚集了数千人。一方希望孩子们去上学，另一方则想说服孩子们去新学校。场面十分混乱。建英学校的老师情绪激动，有些孩子被激怒了。我哭了，但并没有报纸传说那样的殴打场面。

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建英希望小学由安徽省寿县人姚伟建于1996年创办。截至去年底，学校设有学前至初中10个年级，38个班级，教职工60余人，学生1995人，来自普陀、嘉定、保山等7个区县。其中80%是安徽籍，也是安徽人。有的来自江苏、江西等省份。

面对一所办了10年、规模越来越大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普陀区教育局为何要让它“猝死”？尽管面临一系列质疑，李学红主任仍坚持当场关闭建英学校的理由：一是这是一所没有办学许可证的学校。学校的办学条件始终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学校存在不少安全隐患。校舍简陋，违建简陋房间24间。所有材料均为彩钢板，无防雷装置。校舍不符合安全标准。学校卫生条件极差，只有几个厕所可供2000名学生使用。 4、该区域经常有污水流过，非常脏；与此同时，校车经常严重超载。不仅如此，学校办学过程中还存在不少违规行为。擅自跨区招收无居住证家庭的儿童。不断扩大招生规模。班级数量严重超标。甚至有三个学生使用一套课桌的情况。此外，32%的教师没有国家教师资格证书。

其次，建英学校租赁上海华恒化工厂大楼作为校舍，但租赁合同于2006年2月底到期，双方亦于2006年4月30日签订了《终止租赁协议》。学校组织者姚某伟健在接受教育行政部门采访时明确表示，目前尚未找到合适的校舍。

此外，随着新《义务教育法》的颁布，保障适龄儿童接受正规义务教育，进一步落实国务院、教育部关于义务教育的要求，成为重要的落实行动。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教育。该区教育局坚持“以当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就学为主”的原则，及时解决建英学校学生面临的教育困难。

“其实这三个原因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从来都不需要区政府包办一切。我们非常欢迎社会力量参与办学，但前提必须是合法的，符合办学条件，包括安全、办学等。”近年来，由于建英学校不是唯一一所安全、硬件达标的学校，受到“猝死法”的影响，普陀区同类学校数量锐减。从原来的“遍地”到2个，目前1.4万名农民工子女中，只有2000名还在农民工子女学校就读，其余的都被公立学校“消化”了。”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存在是必要的，但必须能够让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要想真正融入城市，就应该进入公立学校接受正规教育。

然而，学校突然停课引发的另一个矛盾焦点却引起了公众的质疑：“为什么早上不关门，晚上就关门了？”但必须在期末考试前夕实施。是否考虑了教学秩序的稳定性以及对学生情绪的影响？记者采访了区教育行政部门的多位领导后发现，他们的意见颇为一致：“现在介入是最好的切入点，社会影响也很小。”

为什么？李雪红告诉记者，首要任务仍然是安全问题。 “为了安全，我睡觉、吃饭都困难，这些学校的安全隐患真多，谁知道哪一天出问题，后果不堪设想。”事实上，建英学校的停办并非“突然袭击”。 。可以看到，2005年9月至2006年10月，区教育、消防等部门多次向学校主办方发出“整改通知书”，要求改进校舍、校车、食品卫生等。其他各方提出整改方案，姚伟建校长签字表示接受，并表示将“一个月内”解决。但每次整改行动都变成了纸上谈兵。 “是时候咬紧牙关，坚决取缔了！”李雪红说道。

其次，本学期即将结束，教育教学工作也基本结束。学生一般都处于考试复习阶段。此时转学到新学校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最小。与此同时，寒假即将到来，部分学生将返回家乡过年。学校必须提前了解学生的基本情况，以便制定下学期的教学计划、订购教材、配备师资等。如果这些工作都集中到学生放假回来，那就太晚了。因此，公立学校提前接收学生有助于过渡到新学期。

李雪红告诉记者，“很多农民工子弟学校在学期结束前都会收取下学期的学杂费，建英学校也不例外。如果提前告知具体停课时间，学校很可能会提前缴纳费用，这会让公立学校陷入困境。被动。”在记者看来，这也是迫使区教育局采取“猝死”方式的原因。

据说，普陀区教育局“吃了这样的亏”。例如，去年一所名为“育苗”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关闭时，普陀区教育局严格按照程序，先公告后公开，并制定了关闭规则。根据时间表，发现学校停课前，经营者已经提前向家长收取了下学期的学费。政府接管后，家长们无力承担新学校的学费，而且钱也拿不回来。结果，普陀区政府不得不赔偿父母50万多元。 “幼儿园的学生才几百人，建英学校却有近两千名学生，即使学杂费按照每个学生平均一千块钱计算，费用也足够可观了……”李雪红说道。这或许是一场政府与私人运营商之间的“斗智斗勇”。

“不惜一切代价”安置

1月6日，1515名学生家长带着疑惑走进曹阳学校参加第一次家长会。

新校舍位于金鼎路，是一座标准校舍，公共配套设施齐全。学校占地16.6亩，建筑面积5500多平方米。巧合的是，这所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完善的学校，却用来安置建英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小区一期投入使用时，学校作为配套公共建筑，并没有及时跟上施工节奏，所以一期居民入住后，孩子们基本都选择了附近的其他学校。如今，虽然公共配套标准校舍已经建成，但二期物业还没有正式上市，也没有人入住，学校自然只能闲置。也正是因为这个时间差，才保证了建英学校停课后的学生安置。 “让我们通过这所新学校整体解决2000名学生的学习问题，让他们享受到与上海学生相同的学习条件和教育机会。”李雪红当场就做出了决定。

家长们都难以置信。他们的孩子真的能在这么宽敞、干净、现代化的公立学校学习吗？于是，一连串的问题就针对主任和校长——

“你们会收很高的学费吗？”

“不需要，本学期包括校车交通、午餐在内的所有费用全部免费。新学期开学后，根据国家和上海当地的规定，凡是‘五证’齐全的孩子均可享受全额免除。如果需要的话借款费用按照国家标准收取，小学500元，初中800元，所有费用都会公开，初步统计，费用绝对不会高于建英学校。”李雪红解释道。

“你用的什么教材？如果是上海的教材就不行了。”

“所有教材都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国家编教材。由于从新华书店订购的教材这两天还没有到达上海，老师有时会向学生借教材，做好充分准备。这很正常。”

“这里的老师素质怎么样？是派区里最差的老师来‘对付’我们的吗？”

“不，不仅不是最差的，更是最好的。从孩子们入学的第一天起，我们就以提高教育质量为目标，为教师配备各科特长，校长兼任。”同时，为了快速提升质量，我们主要采取年级包干制——全区五个大区各“对应”一个年级，聘任制。骨干教师的培养和学业成绩的提高将成为学区竞争和教师个人专业提升的基础。”

“现在已经进入考试复习阶段，放假前三周我们应该重点解决哪些问题？”

“老师需要在三周内快速了解学生。根据学生的现状，这三周我们重点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同时完成复习、考试和寒假作业。”

主任的回答让家长们很满意，因为政府从一开始就定下了目标：“我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做好安置工作，一定要想好农民工子女的家庭想要什么。”数字可以证明——8日凌晨，免费乘坐校车来校的学生人数为1852人； 9日凌晨，来到新学校的学生人数增至1888人。区教育局想得很周到。为了防止学生第一天适应新学校时出现不适，局方不仅安排了12辆公交车作为校车，还专门配备了4辆小车作为备用，解决部分学生睡懒觉或睡觉的问题。中。上错车的问题。

当孩子们进入新学校时，他们非常高兴。你可以跑步，你可以打游戏，你可以上体育课！这些在公立学校习以为常的事情，对于这些农民工子弟来说简直就是奢侈品。同学谢林告诉记者：“以前学校空间很小，从来没有上过体育课。现在不同了。连走廊都这么宽敞。在走廊里跳橡皮筋、在操场上打球是我的梦想。这是一个很棒的校园。”

孩子们也对新的校餐感到兴奋。第一天，由于学校的营养午餐没有得到充分跟进，区教育局和学校共同研究如何安排伙食，以达到营养又美味的效果。于是，他们联系了一家知名面包店，专门为每个孩子烤了两个新鲜的肉松包，并为他们提供了一碗“内容丰富”的罗宋汤。第二天，负责营养午餐的公司正式投入运营。为保证食品卫生，学校领导亲自检查，采用了最“流行”的将新鲜半成品冷冻起来，在校内加工后再成型的午餐模式，推出了两荤一菜一汤。这种营养丰富的膳食组合很受学生欢迎。那些天放学后，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说新学校好，可以玩、可以学习、可以吃。一位王姓家长说：“以前，家长们戏称午餐为‘绿色食品’，意思是午餐总是只有两片绿叶。孩子们回到家总是饿哭。现在不同了。回家不再找零食了，把孩子送到曹阳学校，我们真的很放心。”

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孩子的行为规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月15日清晨，当记者走进校园时，耳边响起一波又一波“老师你好”的问候声。记者拉住一位害羞的女孩问道：“你以前也这样跟大家打过招呼吗？”女孩告诉记者：“如果不打招呼，这里的老师从小就告诉我们要做有礼貌的孩子。老师说有礼貌的孩子是最文明的，将来会受到别人的尊重。” ”说话间，记者看到另一名男孩走进校园吃早餐。起初，他把包装食物的纸扔得到处都是。几秒钟后，他回头，捡起了纸片，扔进了垃圾桶。

虽然新的白墙上有很多黑色的脚印，但老师们将这种行为解读为孩子们对新学校的兴奋。 “我们每天都看到孩子们的进步和变化，我们感到很欣慰。”低年级班主任小陈老师经常带着笔记本，下班后随时记录孩子们的进步，并及时表扬他们。

转眼间，孩子们已经在新学校生活两周了，人数基本稳定在1900人左右。和蔼可亲的老师和良好的学校环境，消除了学生和家长心中的阴霾。对于他们来说，能够在这里继续学习就是最大的满足。

如何“好东西变得更好”

在这场官民“纷争”中，建英学校原校长姚伟建以及70多名在岗教师的下落成为最大的问题。姚伟建对有关部门判定他违规办学的决定颇为不满。他说，学校已在安徽取得办学许可证，并已在普陀区教育局注册。怎么可能有违规办学的罪名呢？

该校老师李茂华告诉记者，学校向上海公交公司借用了13辆校车接送学生，每天花费7000多元。学校不敢放松安全教育。 “毕竟里面有那么多学生和老师自己的孩子，我们不敢出事，出了问题谁也承担不了责任。”

在学校老师看来，有关部门提出的所谓安全隐患“只是想指责他们，所以没有理由担心”。姚伟建认为，学校的禁令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普陀区公办学校生源不足。截至目前，该区有七八所学校因招不到学生而处于闲置状态。此外，学校的地理位置也吸引了众多开发商的关注。在大多数老师看来，现在整个学校都陷入了困境，老师的下落成了最大的问题。据介绍，该校70多名教师中有三分之二来自国外，学校关闭给他们带来了巨大压力。 “上海公立学校的要求太高，我们很多人都没有教师资格证，不可能在那里教书。我们也去过其他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他们的老师都是固定的，不可能换。老家的学校也都满了，怎么这么容易回去找事做呢？”不少老师向记者抱怨道。

但普陀区教育局对待这些教师的态度和态度仍然是积极的。教育局于1月5日下午召开建英学校教师大会； 1月6日，组织部分教师与政府对话； 1月8日，教育局联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约谈部分教师，详细了解经营者拖欠工资、奖金的情况。与教师合作，寻找维护教职员工利益的方法； 1月9日下午再次对话，研究如何让社会团体参与筹集资金，解决教师燃眉之急……

反思建英希望小学关闭之争，记者认为，从客观角度看，双方确实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结果很可能是公有理、母--姻亲是有道理的。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现在有一个双方都认可的结果，那就是农民工子弟新校舍远比原来的学校好，师资也比原来的学校好。 ，上海普陀区教育局已承诺将在收费、教材安排等方面有针对性的措施。让农民工子女接受平等教育应成为双方共识。

“您认为这起事件有哪些值得反思的地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普陀区教育局局长李雪红非常真诚地表示：“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进入司法程序，可能会把冲突降到最低。”还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为他们做一些实事，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可能是因为对相关法律规定缺乏研究，也可能是过于草率，导致政府把移民放在了一边。孩子们学校的组织者是站在对立面的，如果这一事件早点得到司法干预，对政府来说可能是一个更好、更实际的事情。”

也有专家从另一个角度呼吁，称农民工子女入学门槛需要进一步合理化。当地很多公立学校都有相应的条件接收农民工子女，比如“五证”全部到位。

上海也是如此。农民工子女必须持有“五证”才能就近就读公立学校，享受与上海孩子同等的教育权利。不过，一旦“五证”不全，仍可以就近入读公立学校，但必须遵循国家标准。支付借款费用。事实上，从建英学校的角度来看，它之所以能够招收如此多的跨区学生，并且规模日益扩大，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很多农民工家庭无法备齐全部“五证”。 （关键是独生子女证），这样的现状给资质较差的农民工子女学校留下了生存空间。

然而，降低农民工子女入学门槛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呢？以四川省广元市为例。去年8月2日，广元市市中区教育局印发《关于解决本市进城农民工、经商人员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通知》，承诺立足本市，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提供义务教育。关于他们的实际居住地。就近安排入学，不收取学费。这一政策使得自2006年秋季以来，该区学校共接收了5953名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学校数量和规模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唯一明显增加的就是每个班级的学生人数。班级规模过大与校舍和师资短缺的矛盾凸显。

如何在录取门槛与城市实际教育资源之间取得平衡，或许是这场争议之后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