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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 |金一男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原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少将军衔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关东军悍然炸毁南满铁路铁轨，轰炸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国和世界的 918 事件。防空警报突然响起，9·18事件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在中国，大家都知道9·18事件是抗日战争的开始，而卢沟大桥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地点。年复一年，参观卢沟桥的中国抗战纪念馆的人络绎不绝。如果有一天，一个来访的孩子突然问道：这里怎么会爆发战争？或许还会再多问一句：“918”事件为什么会在沈阳爆发呢？
卢沟大桥位于北京西南部。图片来源 | Worm 创意
卢沟大桥不是边关，不是边海防，甚至不是长城的城垛。它实际上位于北京的西南部。为什么战争还没有正式开始，日本人已经复制到北京南部并扼杀了我们？
01
不忘过去，未来的老师
“不要忘记过去，未来的老师。”要回答前一个问题，我们必须回顾鸦片战争以来 100 年的屈辱历史，我们必须面对这段历史的尴尬事实。
让我们走进中国现代史，寻找回答这个问题的线索。
在 1840 年至 1842 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动用 28 艘军舰和 15,000 名士兵，割让香港岛，并支付 2100 万两白银。
北京圆明园遗址。图片来源 | Worm 创意
1856 年至 1860 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18,000 名英军和 7,200 名法军直驱直入中国首都北京，并烧毁了被称为“万园园”的圆明园。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更是屈辱屈辱，支付了2200万两白银。俄国趁火劫掠，逼迫清政府签订《爱惠条约》和《北京条约》，掠夺了中国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相当于两个法国的面积。
1894 年至 1895 年的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再次战败，《下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并支付了 2 亿两白银。
1900 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虽然国家众多，但兵力不足 2 万人，仅用 10 天就攻占了北京。战后签订《新州条约》，赔款金额达到前所未有的 4.5 亿两白银。
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文明古国，一个称霸东方数千年的大国，一个历经“万国冠冕”的强国，面对强船和尖锐的大炮，怎么会如此脆弱呢？怎么能在对外战争中一次又一次地被打败呢？怎么可能一次又一次地割让土地以换取赔偿，权力丧失和羞辱给国家呢？
因为清政府腐败无能，因为当时的统治者封闭保守，因为他们错过了工业革命。
还有一个关键点，那就是民意散了，国风落下了。那时，中华民族就像一个垂死的病人，呼吸像游丝一样脆弱。世界大国，任何人都可以来切一块肉，分一杯羹。
其中，侵略中国最狠的就是日本，我们的邻居，隔着一条水。历史上，日本仰望中国，不断派出“唐朝使者”来中国学习。然而，到了近代，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实现了工业化，甚至追随欧美列强的脚步，挥舞着武士刀对抗中国。
1901 年，清政府与 11 个国家签订了《新愁条约》。条约第9款规定：“中国政府同意各国划分为东道国，并酌情在几个地方储备军队，以确保北京到海上的通道不被切断。此后，外国军队一直驻扎在中国领土上，中国的主权进一步丧失。
起初，驻华北的外国军队包括英、美、法、意、日等国，其总部均设在天津，驻军总数为 8200 人，其中日军只有 400 人。如果只有 400 人，日军不可能在中国发动事件。清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的腐败为日本军队侵略中国打开了大门。
辛亥革命后，当中国政局动荡不安，军阀纷争时，日本将“清国卫戍军”改名为“中国卫戍军”，暗中扩充编制，将卫戍军逐渐从数百人扩大到数千人。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政府对日军的这种行为视而不见。
1904 年至 1905 年，日本和俄罗斯之间在东北地区爆发了日俄战争。奇怪的是，这场战争竟然在中国领土上打响。当时的清政府有多弱？他们不关心在战火中挣扎的中国平民，反而厚颜无耻地以日本和俄罗斯是“朋友”为由宣布“严格中立”。日俄战争结束后，胜利的日本在东北驻军，并利用中国乱局不断扩军，组建了关东军，后来发动了“918”事件。
国界是一个国家主权的底线，一个国家的核心区域不允许外国军队触及。然而，当“918”事件发生时，本应位于中国国界之外的日军，实际上已经在东北驻扎了20多年;“77事变”爆发时，本应在千里之外的日军，其实早已生活在北京郊外。这是何等痛苦的国耻，又是何等深刻的历史教训。
当我们回答孩子们的问题时，我们必须向他们讲清楚中国的近代史，讲清楚为什么100多年来，一场悲剧催生了另一场悲剧，一场灾难导致了另一场悲剧。让孩子们记住落后带来的灾难有多大，今天的路又是多么来之不易。
02
“没有贼，就引不来鬼。”
“77 事变”后，日本非常鄙视中国，认为它能够在短时间内使中国屈服。日军总参谋部制定的《华北用武对华战争指导纲要》就预先确定了这样的计划：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驻扎在北平地区的宋哲远第29军被“扫荡”;三个月后，国民党中央军被击败。按照他们的逻辑，只要战败国民党中央军就等于征服了中国。后来，日本的计划被一些史书概括为“三个月内灭掉中国”的计划。
侵略者对中国的蔑视源于当时中国统治阶级的抵抗意志薄弱。
在军事上，中国军队一次又一次地被击败;在政治上，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军人、政客纷纷叛逃。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很快就成为了满洲国的傀儡头。1935 年 11 月，叛徒尹如耕在河北省通县（今北京市通州区）成立了“东冀防共产党自治委员会”;12月，另一个夹在日本和国民政府之间的“济茶政委”出现，其主要目的是实施“华北自治”。该协会发文宣称“两省与日本有特殊关系”，并与日本驻军签署了《中日关于华北共产党防卫的协定》和华北“经济合作”的“四项原则和八项要约”。
预计华北将成为第二个伪满洲国。日本关东军的板垣诚四郎成为“东北叛徒之父”，日本华北警备军的土原健二成为“华北叛徒之父”。中国的三位伪政权领导人王克敏、王精卫和梁洪志相继上台。王克敏和王精卫的矛盾，其实源于王克敏早前投降日本，他在王精卫面前摆上了老资格，并没有把他当回事。为此，王精卫想尽一切办法抬高梁洪志，处处打压王克敏，这让另一位大汉周佛海连连叹息道：“这末局，还有这样的阴谋，中国人真的没什么兴趣！”
全国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参谋长级旅长、将领 58 人叛逃投敌，部分部队编队叛变。在全国抗日战争期间，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人，超过了侵略日军的人数，使中国成为二战中唯一超过伪军人数的国家。这种状况暴露了集体的精神堕落和人格堕落，又怎能不大大助长侵略者毁灭中国的傲慢和疯狂呢？
日本侵略者也因为两国之间的工业能力差距而看不起中国。到 1937 年全面入侵中国时，日本每年生产 580 万吨钢材，而中国只有 40,000 吨;日本每年生产 600 架飞机，而中国一架都生产不出来;日本每年生产 200 个储罐，而中国一个都建不了。
侵略者鄙视中国，他们看穿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分散状态。918 事件的罪魁祸首 将中国视为“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并添加了州名”。这代表了一大群日本法西斯军官的观点。
永定河上的卢沟桥。图片来源 | Worm 创意
石原是“918”事件的另一位罪魁祸首，他年轻时对中国寄予厚望。辛亥革命时，他是驻韩日军的少尉，当他听说武昌起义成功，成立中华民国的消息时，激动地带着几个士兵到一座小山上，向天空开枪。后来，石原奉命到中国进行侦察。他曾经衣衫褴褛，扮苦力，深入中国社会底层，在中国进行变相侦察，被当地警察脱光衣服搜查好几次，最后的铜牌被偷走。
他从个人经历中得出结论：这个国家是一个“政治失败”的国家，因为官员是腐败的官员，而人民是腐败的官员。他也认为，在这样一个政治腐败、政府和人民之间相互矛盾的国家，即使有外国势力侵略中国，人民肯定不会支持政府。
中国人说：“没有贼，就引不来洋鬼。日本之所以敢于挑战中国，正是因为这些侵略者看穿了中国的政治腐败、内乱、政府无能和社会瓦解。这些条件使中国变得虚弱，并使广大人民与政府对立。在这些侵略者的心目中，他们的对手只不过是几个孤独的人，他们领导着一个四分五裂的“部落”人口。总之，正是当时中国的落后，才给了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国的“信心”。
03
“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当被问及他的梦想时，清华大学教授于平波用了一个反问句：“我们的英雄在哪里？“整个国家都渴望有一位英雄站出来，直冲云霄。
东北抗日盟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景宇就是这样一位英雄。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抵抗，永不投降，战斗到最后，留下自己一个人。如果你周围的人被牺牲了，他们就是叛变。
叛徒程斌，原东北抗日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杨景瑜最信任的人，于1938年率军投降，组建了“程景瑜先遣队”，摧毁了杨景瑜在深山老林的所有秘密营地，将杨景瑜逼入绝境。
叛徒张秀峰，前东北抗日联警卫排长，他小时候父母去世，由杨景瑜抚养长大。1940 年 2 月，他带着机密文件、枪支和抗日经费投敌投靠，为日军提供了杨景宇的突破路线。这个人是杨景瑜的贴身侍卫，知道杨景瑜活动的规律，他的造反导致杨景瑜很快就死了。
叛徒张溪若，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一师团特种机枪射手，在傀儡通化省警察厅厅长岸谷隆一郎的命令下，在兵变后开枪打死了杨景瑜。
还有蒙江县“宝安村”的村民赵庭喜，他在上山砍柴时发现了杨景瑜。杨景瑜好几天没吃东西，丢了一只棉鞋，对赵庭溪等几个村民说：你下山帮我买几个馒头，然后买一双棉鞋，给你钱，别告诉日本人。赵庭喜惊慌失措地下山，很快就向日本人报告了这件事。
程斌、张秀峰、张希若、赵庭曦都是中国人，他们都是失去了血腥的中国人，到头来只能做别人的奴隶。
赵庭曦在山上看到杨景瑜，见他的脸上、手上、脚上都长满了冻疮，便对他说：“我觉得投降比较好，现在'满洲国'投降者不杀。“赵庭曦哪里知道，如果他投降，日本人打算让杨景瑜担任伪满洲国的武务大臣，利用他的影响力制服东北抗日联军。杨景瑜沉默了一会儿，对赵庭曦说道：“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这句话真是令人震惊。在冰雪之中，四面环游，共产党员杨景瑜用一生，塑造了一个屹立不倒的中国人。之所以有今天的中国，是因为有无数这样的英雄，他们在中华民族最黑暗、最困难、最无奈、大多数人绝望的时候，用自己的灵魂和鲜血支撑着中华民族的脊梁。正是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将阶级责任转化为国家责任，从阶级斗争的先锋转变为拯救国家生存的中流砥柱。
当国民党副主席王精卫和20多名国民党中央委员相继叛逃到敌人面前时，蒋介石曾说：“共产党永不投降”。这句话，也算是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的骨头很硬。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共产党的高级领导没有一个向日本投降，八路军和新四军也没有去当伪军。
在国家危急关头，中共为中华民族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气息。
04
“战争最深的根源在于人民。”
中国面积最大的是农村，农民人数最多。在农村开放和发展抗日根据地，是真正动员人民、组织人民、武装人民，依靠人民对日本侵略者进行持久战的核心和关键。
眼见国民政府部队在正面战场上陆续撤退，八路军和新四军毅然决然地向敌后推进，先后在华北、华中、南的广大农村建立了众多抗日根据地。到 1940 年，抗日根据地的人口已达到 1 亿。在敌后根据地，无数共产党员用自己的艰苦努力和汗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把广大工农群众组织起来。
在那个时候，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在一个家庭中，父亲是农民抗日救世协会的成员，母亲是救世妇女协会的成员，长子是救世工人协会的成员，小儿子是救世青年协会的成员， 孙子是儿童联盟的成员。可以说，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刚刚懂事的孩子们，他们都积极投身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景象。
中华民族并不是真的“分散”，而是缺乏有效的组织和动员。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占领区发挥了组织者和动员者的作用，使我们民族的优良品质和巨大潜力像火山一样喷发。中国共产党人民动员的核心和关键不是创造新的理念，而是激发人们心中潜在的火种。这是一种不需要说出来的民族精神协议，即使它已经蛰伏了数千年，即使被麻木不仁的外表所掩盖，只要有一个好的组织者和动员者，它就会被触发和唤醒。
1939 年 12 月，日本华北战线参谋长 Yukio 说：“华北公共秩序的致命祸害是共产主义军队。只有瓦解这个以军、政、党、民有机结合为基础的反战组织，才能成为现阶段治安整顿的基础。”
到 1940 年 8 月，当八路军发动百团战役时，日军 9 个师、12 个旅已在华北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严重压制了日军，消耗了日本的国力。日军震惊的是，敌后战场上的人都是士兵，而且全民参战，军民一致攻击侵略者。
根据日本防卫厅编纂的《华北治安战争》一书，“居民普遍对我们怀有敌意，敌人已经把工作搞定了，根据过去的经验，日军袭击的地区根本没有居民，所以要找到向导是极其困难的， 搬运工，甚至收集情报。此外，要清理空房间并彻底搜索隐藏的材料并不容易。”
这
日军独立混交旅团第 3 旅报告了在河南作战中的遭遇：“两名特务抓住了一名当地居民，让他带路，当他们接近敌村时，带路的居民突然大声喊道：'两个叛徒来了，大家都出来逮捕他们！“冈村支队的一个中队，当它脱离大队的主力前进时，带路的当地居民将其引向不利的地形，被共产主义军队包围了我。”
这正是毛泽东所说：“战争大国最深的根源在人民。“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法宝。
《华北公安战争》评论说：“共军与人民的关系与过去当权者的关系不同。中共及其军队正在集中所有精力了解人民，赢得民心，这不仅远不能与日本相提并论，也远不能与重庆相提并论。”
日军山口真一少尉曾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交过手，他将两种截然不同的战法进行了比较和总结：“比起每天与难以捉摸的共产主义军队进行一场紧张而可怕的战争，要愉快得多。后来，我参加了老河口的战斗，我记得我在中国的四年里，从来没有比我驻扎在石狮里庄（河南）担任队长时更痛苦的了。”
05
真实的故事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邯郸以西山区的一个村庄，离山口真一少尉的驻地不远。那天，孩子们在追逐和玩耍，日本鬼子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下子包围了村子。正在开会的几名区委干部来不及逃跑，他们都被困在村里，混在村民们中间。
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村庄，5000 人中有 1000 多名儿童。日本人选择了突破。他们拿出糖果一个一个地给他们，试图欺骗孩子们分辨哪些不是来自村里的。出乎意料的是，1000 多名儿童中没有一个收到糖果。日本人打断了孩子们紧握的手，把糖果塞进去，但孩子们把糖果像煤一样推出来，又紧紧地握紧了。几十年后，其中一个孩子被问到：“你为什么这么大胆？真的一点也不害怕吗？白发老者回答道：“没有人被铜铁打败，何不害怕呢！但是糖果是无法连接的，当你这样做时，你就会成为一个叛徒。”
老爷子没什么文化，讲得平淡无奇。当年的他和那些朋友，在大劫难面前，秉持着和棍子脸一样粗犷朴实的意识——“一拿下它，就会变成叛徒”。这种道德诉求和良心威慑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吠叫的狼狗和上膛的“38 大掩体”束手无策。
在过去，所谓的“物种”。超过 1,000 名儿童，他们都是独一无二的。在任何一个国家，生活中都不会缺少积累的火花。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关键是激发这些火。点燃它，人们就不会倒下，不会被黑暗吞噬，不会被侵略者征服。
这正是日本侵略者的巨大悲剧：他们不仅要面对以蒋介石为首的正面战场，还要面对以毛泽东为首的敌后战场，对抗数以百万计已经清醒过来，开始为捍卫自身利益而英勇作战的普通百姓。
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正如毛泽东所说，结果是“歼灭敌人的浩瀚海洋”。中国抗日战争也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自1840年以来第一次取得全面胜利的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由衰落走向复兴的转折点。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始于 1840 年的救国主张的结束。
美国人布鲁斯·拉塞特（Bruce ）和哈维·斯塔尔（ Starr）在他们的《世界政治》（World ）一书中说：“从历史上看，大多数国家都是通过战争的经历形成的。中国也不例外。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中国人民深刻的民族觉醒、空前的民族团结和抗外英勇的民族斗争，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是我们今天和未来继续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支撑。
资料来源： 智库 （ID：）。本文节选自《瞭望智库》全书节选，摘自《正道沧桑》（人民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原标题为《全民族抗日战争百年沉沦中的民族觉醒》，原文已删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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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1-12 15:06:51
